正月二十三,河北高阳宫。
圣主接到裴世矩急奏,经过与安东方面的多番商讨,双方终于就军政财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一致,其中在最核心的军权上,安东愿意遵从圣主和中枢的命令,但前提是,安东汉虏大军的最高统帅只能是李平原。
招抚安东的关键就是军权的再分配,而军权再分配的关键就是军事决策权和统兵权的归属。圣主和中枢肯定要牢牢把控安东的军事决策权,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若想让安东忠实执行高层决策,还必须拿下安东大军的统兵权,即便不能全部拿下,也要想方设法安插亲信以达到钳制和掣肘之目的。
然而,在统兵权上,安东绝无可能让步,这是后期谈判最艰难的地方,所以圣主和中枢派出了裴世矩,而裴世矩亦不负众望,在最短时间内就把这个最难问题解决了。
只是,裴世矩解决问题的办法,却大大出乎圣主和中枢的预料,让圣主和他的一帮亲信重臣们不但看到了扑面而来的危机,亦对安东的未来不再乐观。
裴世矩之所以迅速而顺利达成目标,根本原因就在“李平原”,而由此也坐实了“李平原就是秘兵刀,秘兵刀就是白发贼”的传言,如此一来“李平原”就成了套在裴世矩脖子上的“政治绞索”。当然,裴世矩既然敢于把“绞索”套上,肯定留有后手,肯定有各种办法证明秘兵刀不是白发贼,但问题是,“绞索”已经套上了,对手随时可以置其于死地了,秘兵刀是不是白发贼还重要吗?
裴世矩为什么要行险一搏,置自己于死地?这不符合裴世矩的利益,而以裴世矩的行事风格来说,他也不做无利可图的事。
由此推断,如果此事有利可图,利从何来?裴世矩从其看到了什么利益?
当前中外大势下,与裴世矩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只有一件大事,那就是南北战争。裴世矩主掌中土外交事务,而中土外交战略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南北战争的胜负,如果中土输掉了这场战争,裴世矩不仅要承担外交战略错误或者战略执行不力的重大责任,还将面对由此所带来的一切恶果,如果统一大业因此走向崩溃,中土甚至因此再次陷入分裂和战乱,裴世矩万死莫赎其罪,所以,裴世矩不惜代价也要确保南北战争的胜利,为此无所不用其极。
这一推论是成立的,而圣主和虞世基、萧瑀、宇文述、来护儿、赵才等重臣也因此对裴世矩的西行成果甚感悲观,对南北战争愈发担忧。
君臣本来就对西突厥的承诺不抱太大希望。如果西突厥信守承诺,去年西疆危机也就不会爆发,吐谷浑也就难以复国,西域诸国也就不会倒戈而去,刚刚开拓数年的西疆五个边郡也就不会得而复失,但是,考虑到中土与大漠开战对西突厥有利,考虑到大漠有重建大突厥汗国之雄心,对西突厥的威胁要远远大于中土,所以中土对西突厥还抱有一丝希望,认为西突厥即便不会兑现承诺与中土左右夹攻大漠,最起码也会虚张声势帮忙牵制一下大漠。
然而,从目前裴世矩不惜行险一搏,不惜赔上自己的政治生命,竭尽全力拉拢安东的举措来看,他嘴上说此次西行大有成果,实际上心里已经绝了对西突厥的念想,也就是说,他对南北战争的预测可能经改变了,不再是中土联合西突厥主动攻击大漠,而是东、西两部突厥联手夹击中土,如此中土将丧失战争的主动权,不得不被动迎战。
由此推断,南北战争的爆发时间就不是由中土决定,而是由突厥人决定了。如果突厥人主动发起南北战争,那战争爆发时间就快了。中土已经东征两年,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军队疲惫,再加上国内局势日益恶化,危机重重,中土深陷内忧外患之中,正是突厥人乘火打劫、落井下石、南下入侵的最好时机。
圣主很愤懑,对政敌的愤怒尤大于对突厥人的仇恨,如果两京和平相处,一致对外,局面何至如此困顿?看到几位重臣凝神沉思,一言不发,圣主心中愈发烦躁,忍不住手指裴世矩的奏章,开口问道,“诸卿对此有何异议?”
赵才心切,首先回道,“圣上,军权是招抚核心,我们唯有掌控军权,才能镇制安东,才能牢牢把安东控制在手,否则,安东就处于失控之中,就是一个重大祸患,而这一祸患并不会因为李平原统领安东大军就有所缓减,相反,会愈演愈烈,以致于演变为事实上的藩镇割据。”
赵才尚未说完,圣主的脸色就难看了,怒不可遏。
这是内外夹击啊,外有北虏和政敌咄咄逼人,内有心腹重臣怯弱推诿,岂有此理!亲信大臣用来干什么的?就是关键时刻勇于为自己分忧解难,冲锋陷阵,敢于为自己承担风险和责任,而不是缩着脑袋躲在自己的羽翼下,让自己冲在最前面为他们遮风挡雨。赵才的确忠诚,为人也很刚正,但缺点也在如此,不知变通,不能便宜行事,更不会察言观色,揣摩上意,结果一张嘴就把圣主逼到了旮旯里,进退两难。
裴世矩在急奏中已经表明了立场,把李平原推到“前台”,李平原是官方的人,由李平原统领安东大军,名义上就是圣主和中枢控制了安东军权,完全顾全了圣主和中枢的脸面,而由此所带来的全部责任和一切后果,他裴世矩一力承当,如果出了意外,损害到了国祚、圣主和中枢的利益,唯他裴世矩是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