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愣。
再次拨过去，很快接通，却又很快被拒接，我再拨，再被拒接。
不知道来来回回多少次，电话那头始终萦绕着机械的女声：“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这一刻，我心如死灰。
我想我涉嫌犯罪的事情，大概已经完全传开。
我不怕全世界看轻我，我只怕他不理我。
庭审这天，我得到准许可以脱下看守所的识别服，穿着自己的衣服参加庭审。
但我自己原先的衣服太简陋，看守所的女民警好心帮我买了一套衣服，是一件干净清爽的白色衬衣。
她递给我的时候，叹了一口气：“穿戴简单一些，干净一些，可以给法官留一个好印象。希望能轻判吧。”
我被法警押着上了庭。
旁听席上坐满了人，我努力搜索着他的身影，但没有。
他并没有来。
我始终心不在焉。
期间不断有人在询问我问题，辩护律师、法官、检察官走下座位席，一直在向我确认案件发生时候的细节。可我有些跑神，回答得结结巴巴，甚至当天的情况都想不太清楚了。
我满脑子都是，张宥然为什么没来。他为什么不来。
检察官举着那张满地玻璃碴子和台灯碎片的照片，最后一次问我：“王长生的脑部损伤，是你用台灯砸得吗？”
我说：“是。”
“你看到了他重伤倒地吗？你预料到你这一行为会造成什么后果吗？”
“嗯。”
“为什么不实施急救行为？”
“我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