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选官制度主要是察举，但并不是说除地方官或三公举荐外，士人就别无晋身之阶了，尚有荫补和赀选作为补充——此二道都直通诸郎。郎官就表面上来说，是备守卫门户和出充车骑，其实低级的可以算是内廷机构的预备办事员，高级的如侍郎、议郎、中郎等，则为君主顾问。
所谓荫补，即高官显宦（一般指为二千石以上官员满三年者）可荫其子弟为郎，相当于对其常年奉公的奖赏，同时也免其后顾之忧。赀选则是捐钱得而为郎，就理论上而言，跟卖官鬻爵没有本质区别。
只是低级郎官几无品秩，相当于官场上的实习生，跟后来清朝的“侍卫”绝然不同——就连最低等蓝翎侍卫都算六品官儿了。必须实习过一段时间，成绩优异，才可能由郎中令（后改光禄勋）给他一个正经入仕的机会。
是勋虽然创建了科举制，但他同时也不得不承认，科举本身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弊端，那就是重乎文字，而轻乎实用——其实这恐怕是社会科学领域一切笔试无可避免的毛病了。即便不似明清时的只重进士科，只考四书五经，哪怕一篇策论写得再天花乱坠，实际办事能力究竟如何呢？终究在试用之前，谁都保不大准啊。
所以他保留了荫、赀为郎的制度，给那些官二代、富二代一个学习和实习的机会。虽然说这种制度对普通民众太不公平，但时势如此，若他起意彻底砸烂富贵阶层的特权，估计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诸郎仍归光禄统属，但光禄勋就此降等，已非九卿，而直属于门下省。汉代诸郎最盛时有五千余人，官吏后备队过于庞大，真正能够出人头地的比率太低，如今则限额在千人以内，以实宫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避免宦官群体不必要的膨胀——很多并不接触妃嫔的职司，乃可由郎官充任，不必非找阉人。
是勋贵为太尉，自然有多个蒙荫为郎的名额，只可惜用不大出去。是复已尚公主，是郯将来也可能会有更好的出身，至于自己几个堂侄，除是峻尚且够不上二千石外，也都各有其父可以蒙荫，不用他这个从叔父操心。是家老大是著倒也品秩低微，问题他就没成活的儿子啊。
所以是勋能够帮得上忙的，暂时就只有一个是详，然而是详志向颇大，只想跟着伯父读几年书，将来好应科举，不想再去实习那么多年。是勋手头名额绰绰有余，自可送一个给廉昭——终究算是表外甥，也是自家子弟。
至于桓范，从此就留在是府为宾了。汉代贵府的宾客，既有机会掌握权势，也有机会被直接举荐为官，但当官僚制度相对完备，且科举制度开创以后，这两条道路就基本上断绝了，只是对于士人求官而言，仍然不失为一条终南捷径。因为这终究是一个资历啊，虽然无法因此而直接获得做官的资格，但通过别的途径得以入仕后，此资历对于谋得好职或快速升迁，肯定还是能够起到一定推动作用的。
故此是勋以太尉之尊，府中宾客仍可车载斗量，只是有些才能的大多放出去了，剩下的或者无意为官，或者不堪大用。如今是勋已经可以大致确定，廉昭带来这个桓范正是历史上的“智囊”，那必须要将其牢牢绑在自己身边，起码先培养、运用，同时也掌控个三五年。桓范得闻是勋密事，不敢遽退，也“心甘情愿”入幕为宾。
他虽然也算世家出身，终究前几代都是做的汉官，于魏朝无尺寸之功，本人除非科举，别无入仕之途，所以才坎坷蹉跎到三十来岁。科举制那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次考试，可能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谁都不敢保证自己一定考得中。若能先入太尉府做几年宾客，将来应试就有可能加分——别的不说，能得太尉青睐者，郡中谁敢给他下等品评？即便因此而耽误了一两场考试，一旦入仕，升迁途径却会变得更加平坦而宽阔。
所以说他“心甘情愿”，并非虚语。是勋为什么会对一个初识之人透露隐事呢？很明显就有招揽之意嘛，自己正好顺杆儿爬。而倘若桓范的脑筋一时间没能转过来，未曾及时剖白忠心呢？那估计就只有死路一条啦。
这招揽本身，也是一场测试。
桓元则在是府的主要工作，是帮助是勋整理文书，因此时常得以应召进入书斋——前两个有此资格的，是已故的关士起和失踪的逄元图。当然啦，是勋并没有向桓范透露相关自家情报网的情况，情报网仍然由是复掌控，只是会通过是勋之口向桓元则通报一二，以期协助分析，筹划对策。在桓范看起来，太尉实在耳聪目明——想是门生故吏遍于天下的缘故吧。
首先必须详细分析的，就是这回在西市上绞杀弃市的那三十二名官吏，加上提前自缢的马齐马伯庸，这场风波总计害了三十三条性命。经过是复对这些人出身、履历的甄别、调查，其实二十九人（包括马齐），都是通过太子曹丕，才得以混进这次军粮物资运送的工作流程中去的。
而这二十九人的晋身之阶，又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类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