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玲便想：“我连法国都没转过，我哪还有机会到别的国家看看呢？”
宋福禄总说大实话，他自问自答：世界上什么事最重要？吃饭最重要，生存最重要。没有钱，能做什么呢？什么都做不了。
晓玲觉得姐夫说的倒是大实话，觉得姐夫在给她上课。
宋福禄和梁晓秀共同生活5年多时间，学会了给人做思想工作；此刻他就在给妹妹做思想工作。
“晓玲，你到法国来，不就是因为法国发达、富有吗？如果法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你会来这里吗？”
“当然不会来。”她嘴上那么说，心里却在想：来法国可以干别的工作呀，为什么一定要开中餐馆呢？中餐馆只是一种暂时的、临时的工作；如果一辈子都在餐馆里工作，那有什么意思呢？人活着，生活要丰富多彩，而不应该一生只干一件事。象宋福禄那样的人，活着多单调，多乏味！
宋福禄不管晓玲的感受，继续说：“我是中国人，我的后代，大海和大山，将来也会和我一样经营中餐馆；我干不动时就会把餐馆交给他们。将来他们结婚生儿育女，他们的后代即使上了大学，拿到了硕士甚至博士学位，毕业后很有可能照样子承父业──开餐馆。”
晓玲忍不住说，姐夫的后代将来如果读了硕士博士，可以做别的工作，没必要非得开中餐馆。他们出生在法国，在法国上学，如果长大后也开餐馆，那就太可惜了。
“晓玲，你还不知道：在法国、在欧洲能找到一份比中餐馆挣钱多的工作吗？这比登天还难呀。你知道一家中餐馆一年的收入有多少吗？”
“不知道。”
“20万欧元，也就是200万元人民币！”
听了姐夫的话，晓玲吓了一跳：这个数额在1975年的中国是天文数字，是任何一个中国家庭都不敢想象的数字。200万元人民币，按她的理解，相当于他们镇里2000户人家一年的收入，反差之大令人不可思议。她甚至认为中国的史学家应该把这些华人在海外创业谋生的成绩好好记上一笔。
她说：“大姐夫，你还真给我上了一课：我以前不知道开中餐馆的人能赚到那么多钱，也不知道他们的生存状况。不过赚的钱虽然多，但都是辛苦钱啊。”
“但华人赚这样的钱，心里非常踏实。你在法国呆的时间还短，你若呆长了，你就什么都知道了。华人要想在法国生存，其实很难的。”
宋福禄点上一支烟，一时不再说话了，他好像在思索着什么。其实，他在想着怎么把晓玲的思想工作做通，让她和罗大顺成亲。
晓玲总认为，干厨师没出息，可是在他看来，厨师就是最好的职业，至少对华人来说如此。他就是厨师出身，准备干一辈子。他干厨师挣了那么多钱，但不能告诉晓玲，他只能婉转地说，干厨师有出息，而且出息很大。没有厨师，哪来的中餐馆？没有厨师，中餐馆怎么赚钱？厨师就是中餐馆的老板。在中餐馆当一个厨师，一个月的薪水比国内一个人的几年的工资都多。这么简单的道理，晓玲居然理解不深刻。
她太幼稚了！她总和法国人比，不和国内人比。她嫌一个月70欧元少，可是她不想想她在国内老家一年的收入只有900元人民币。她还不懂得生活的艰难，将来她独自闯荡，她才能明白什么叫生活，什么职业能挣到大钱。
晓玲虽然不赞同姐夫的一些说法，但她知道姐夫的话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姐夫的话还没说完，晓玲不好意思离开，只好和姐夫继续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