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用多少？”
“送货加安装费一共160欧元。”
“为什么这么贵呢？餐桌150欧元，而送货和安装就要160欧元？”
“我们的人工费贵，”这个售货员看着梁晓秀那张外国人的面孔解释说，“给你送货需要两个人。他们要开车把餐桌送到你家门口，然后再抬到楼上安装，需要半天时间。”
梁晓秀一听，算了：送货费比货品本身还贵，她不是出不起钱，而是不堪忍受别人的“剥削”，只能“忍痛割爱”。
她说：“对不起，我不买了”。
售货员不甘心，又说：“如果你自己把餐桌运回去，自己安装的话，就能省掉160欧元。”
她从家具店出来心想，这不扯淡吗！为了把这张餐桌运回家，她得雇一个货车，她又没工具，怎么安装那张餐桌呢？后来她得知，欧洲许多商店的售货和送货是两个不同的部门，所以他们收取费用是合情合理的。两个送货人开车忙乎半天，一共挣160欧元，一人收入80欧元，但这笔钱还要上税，交给公司一部分，剩下的并不多。此外，不能把欧元折算成人民币计算。80欧元对他们来说，就等于中国的80元人民币。中国留学生在欧洲中餐馆打工，一天的工钱就是50-80欧元。这是欧洲的商业规则。没辙，欧洲发达国家就是牛。你爱买不买。但从另一方面看来，他们的这种商业规则、这种定价必然会削弱他们的经济，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修车是最令宋福禄头疼的一件事。梁晓秀刚到法国时，宋福禄开一辆二手标致车，那辆车已经严重老化，小毛病不断。一次汽车打不着火，梁晓秀陪着宋福禄来到车行修车。车行人说他们得先预约修车时间。那就预约吧。他们给的预约时间是半个月后的一天。
宋福禄说能不能快一点，因为他还要工作。车行说，活儿已经排满了，只能等待。半个月后，车行来人把宋福禄的车拖到车行，梁晓秀和宋福禄跟着来到车行。宋福禄问他们多长时间能修好。他们说那得看车是什么毛病，让他回去等电话，车修好后通知他。
他们等了4天，什么消息也没有。他们到车行一看，宋福禄的车远封不动地停在那儿，根本就没有修理。他问车行的人，他们说这两天就检修，让他回去等着。
又过了三天，还是没动静，他又到车行打探。车行的人说经过检修，发现发动机出了故障，需要大修，费用大约2000欧元，问他修不修。他说当然得修，请他们快一点车把车修好。他们说需要一个星期时间。
一个星期后，他接到车行的电话，到车行取车。他想这回总算可以开车了，前前后后总共用了一个月时间。哪知道噩梦才刚刚开始。从此之后，这辆车三天两头出毛病，就象一个年老体弱的慢性病患者。而医院的“大夫”──车行的修理工──“医术”也不高明：他们不能根治疾病，而是哪儿有毛病，就在哪儿下一点药。没过一个月，标志车又出了问题：换档时要先熄火，才能挂上档。他又来到车行，说这辆车花了2000欧元的修理费，他们却没有修好，他们看怎么办？没等车行的人回话，他说反正他是不会再预约了。这次他们倒客气，说先把车放在车行，他们修好后给他打电话，不再收费了。三天后，他把车取回来。
汽车保养本来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可是要提前预约，预约最快也得两个星期。欧洲车一般1万公里保养一次。宋福禄经常开长途车，所以行驶5000公里就开始预约，等把车送到车行保养时，公里数已经达到1万公里。
汽车保养、维修成了一件令他们头疼的大事。宋福禄开始寻找小车行。听人指点说，小车行修车速度快，而且费用也不高。一次换轮胎，他先到车行询价，他们说更换两个前轮胎400欧元。他再到先前找好的小车行，当时就给更换了轮胎，却只收了190欧元。他高兴得如同发现了新大陆，心想以后就在小车行维修。
可是小车行也有小车行的“脾气”。在一个星期五临近下班时他们来到一家小车行，想保养车。可是车行老板说，他们要下班了，让他们星期一再来。宋福禄说他们明天要出差开长途车，多付一点钱，能不能现在就给把机油换了，反正也用不了半个小时。对方听了如同侮辱了他们，语气坚定地说：“我们要下班休息了！”
小车行也有一个问题：只能维修小毛病，大一点的毛病他们搞不定，还得去大车行。
不巧那辆车的刹车系统出了故障，小车行修不了，明知道要挨宰，他们也得硬着头皮又来到大车行。车行看了看说，修理费用大约1800欧元，如果他们同意，车行可以给预约时间。车有故障，总的修呀。修了半个月，修理费1950欧元。宋福禄取回车，一上路就感觉不对：刹车系统发出的声音极不正常，每刹一次车，就听见一声巨大的声音，声音之大令人害怕。
他把车开到车行，没好气地问他们：“你们是怎么修的车？你们看看！”
车行的人看了说：“你先预约，下星期三再把车送来。”
“我花了1950欧元多元，车不但没修好，还让我下星期再来。不行，就现在修！”宋福禄气得直跺脚。
车行同意先把车放在车行。
二天后，车行打来电话说，要换一个零件，600欧元，问宋福禄是否同意。宋福禄能说什么呢：不同意，车就开不了。
这次把车取回来，开了2个月，又出了毛病。在两年时间，那辆标志车前前后后维修了20多次，修理费足够买一辆中档桥车。车行简直就是强盗。好在后来他们有了钱，买了新车，从此才告别了噩梦般的修车经历。
梁晓秀和当地的人谈及此事，他们无动于衷，好像对此习以为常。她便和宋福禄谈论此事。她说她就不明白欧洲人怎么有钱不愿意挣呢？如果中国的商店和车行进入欧洲，那他们还有饭吃吗？在商店购买电视、洗衣机、家具，送货在中国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怎么到了欧洲就成了大事呢？在欧洲做一次正常的汽车保养，还要等两个星期，欧洲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宋福禄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只是大骂一通，解解气。梁晓秀说，他不能光发脾气，他要分析欧洲人的心态。他便说欧洲人其实不愿意挣小钱。
欧洲人不愿意挣小钱？梁晓秀觉得不可思议，她说大钱是通过小钱一点、一点积累成大钱的呀！难道他们不懂这个道理？
梁晓秀真不明白欧洲人的商业规则。她认为还是中国好。在中国，商家从不会放弃挣钱的机会。对中国商家来说，有顾客是好事，即使不休息，也要满足顾客的要求。顾客才是真正的“上帝”。
欧洲友人告诉她，欧洲人变得越来越懒惰了，越来越不能吃苦了。欧洲完成工业化进程后，欧洲人的生活水平确实有了极大的提高，这就使他们满变得懒惰，不愿意再辛苦工作。
梁晓秀听了这种解释，马上联想到中国人：倘若中国的经济水平达到欧洲的水平，中国人是否也会像现在的欧洲人一样变得懒惰呢？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吗？她以亲身经历思考这个问题。他们即使已打下了丰厚的家底，但也照样每天还在辛勤工作，工作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这个现象又怎么解释呢？有人说，中国人爱财、惜财，永远挣不够。可是这个世界上哪个民族不爱财呢？这恐怕还不单单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这可能是民族特性和观念不同造成的差别。
她认为，欧洲人在一些不起眼的服务领域挣钱的本领与中国同行相比，简直就是小学生水平。
她后来经常对欧洲友人说，中国的商业和服务业如果进入欧洲，那么欧洲的许多商业和服务行业就会瘫痪。在欧洲只要牵涉到人工，不仅效率低下，而且价格惊人的高。
德国人说，产品的质量和价格是国际市场上制胜的法宝。但是他们忘记了，效率也是一个制胜的法宝。以欧洲目前的效率而言，欧洲的经济早晚有一天会发生巨变，变成效率低下的经济。效率是制胜的法宝之一。谁的效率高，谁就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梁晓秀认为，当然，效率是时间，效率是速度，效率是金钱。他们的饭店正是因为有了极高的效率，他们才赚到了大钱。欧洲人不懂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