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到：“你以前做过手机生意，没问厂家吗？”
“我做的那些品牌，手机摄像头都是外国进口的，他们也没能力改性能。就是外国搞摄影器材的，也没听说哪个设计出专门针对黑人的相机，难度太大了，况且，太高档太贵的东西，非洲也消费不起，基本不可能。”
接下来的几天，嫂子的事情也办得差不多了，她算是正式成为义务的一个商户了。她不仅成了王班长在非洲贩运的大本营，也给老家的商户发货，看她雄心勃勃的样子，我在想，当年，我岳父母在义乌时，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呢？
中国的这一轮改革开放，解放了农村和小城镇的劳动力，他们在拼搏在奋斗，在曾经贫穷的记忆里，挣扎着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这里面，有多少辛酸和努力，多少汗水和泪水，是他们拉动着整个中国经济的列车，奔跑前进。在这个过程中，那些保守的、懒惰的渐渐落后于时代，靠愤世嫉俗自我安慰，靠埋怨政府打发时光。但聪明的，或者不那么聪明但肯干的，总是一点一点地在改变自己，这些人，也在改变中国。
古人讲，富不过三代。在今天，一个人一生三贫三富的事情天天发生。富过两代就不错了，在温州和义乌的见闻，让我对这一点体会更深。
在和妍子拜望的长辈中，大多数都成功过，也有人失败过，但我更多关注的是他们的子女。有的比父辈更努力，更成功，有的，在父母没有退休的情况下，就堕落为败家子，父母靠汗水和泪水挣下的家业，被他们迅速败光，有的人甚至到了吸毒和坐牢的地步。
王班长集齐了货，又开始了他非洲的贩运之旅，我和妍子也回到了温州。
刚回温州，就接到一个大消息。李茅电话：“庄哥，我们公司上市成功了！”
他终于成功了，这是他的奋斗目标，也是他们这一代理工男的理想。他们，代表着中国另一批人。如果岳父母他们吃的是改革开放的红利，凭借胆量和辛劳而打下一片天地，他们当时的创业是被逼的，只有硬拼，才能改善生活。但到了李茅他们这里，就完全是有目的地创新和创业了。他们不单是为了改善生活，而是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他们靠的不单是拼搏，更多的是技术和能力。这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巨大新动能，科技进步，这是第一生产力。
当然我关心的不是这个，我知道，他们迟早要上市，他们尽早要发财。我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啥时候办婚礼？”
“就本月，哪一天都可以，我们不能再等了，再等，小苏的孩子都要出来了，就在北京。你必须来，庄哥，时间帮我算一下，这是硬任务，我要黄道吉日。”
这倒是个大任务。不管所谓吉日是不是灵验，但我必须倾注心血，这是我好朋友的婚礼，我得找出最好的日子。结果，就在下周六，就是好日子，但我不知道他准备来不来得及。
给他电话，他说到：“肯定来得及，庄哥，其实我和然然早就等着这一天了，啥都准备好了，房子都装修了快一年了，就等公司上市，我们就办，还有什么准备的呢？”
他还是年轻了，请客、订酒店、安排当天仪式，哪有他说的那么简单。“李茅，不要瞎激动，你不知道，过程复杂得很。你也别慌，我跟妍子很快就来，帮你打点。”
和妍子商量后，我安排好温州的事情，就订了第二天的机票，和妍子赶往北京。由于事先没跟岳父母打招呼，等我们到北京家的时候，他们还大吃一惊，以为有什么事。
我们只不过来京给朋友婚礼帮忙，他们这才放下心来。
我和妍子还有小苏两口子，约好碰头，一起研究了婚礼要请的客人，安排住宿，当天的仪式，安排车辆等一干事例。由于我和小苏是过来人，安排起来也轻车熟路，分工也非常明确了。随后，我们就进入了喝酒程序。
“李哥，不是我说你们，要是公司再晚两年上市，你们就一直拖下去？这不把你们双方父母急死？”
“不就是要孩子的事吗？我和然然不老啊，不急不急。”他一说到孩子，我就看见小苏给李茅挤眼神，李茅明白过来，打住了。妍子在场呢，不触动敏感话题。倒是小苏反应快：“妍子，我们庄哥欺负你没有呢？”他这明显是岔开话题的办法。
“他老欺负我，怎么，你们要帮我打抱不平？”
小苏笑到：“这事没啥，妍子，习惯了就好。我长期被他欺负，不也习惯了？怪好。”
我说到：“小苏你不讲良心，我那不叫欺负，那叫保护，吼你两句就欺负了？没打你，算不错了。”
李茅突然冒出一句：“据目前情况，庄哥有家暴倾向。”他这一本正经的瞎说，把我们大家都逗笑了。
我也得调戏李茅两句：“然然，李茅说的家暴，你不要怕，现在有家暴的，通常是女生对男生家暴，你对李茅使用拳脚是应该的，李茅对你，借他十个胆子，他敢？”
本来这是个笑话，妍子当真了：“真的，然然，前两天，庄哥那个王班长到浙江来，他真的怕他老婆家暴，他老婆我熟悉，长得漂亮，性格火爆，做起事来，那真是女汉子，怪不得王班长怕他。”
小苏突然问到：“你说的是哪个王班长？”
我反问：“你开的车，还有哪个？”
小苏突然一拍脑袋：“哎呀，这是个恩人啦。他不是在非洲吗？怎么又跑到你那里去了？”
我把他在非洲搞小商品买卖的事简要介绍了一下，再把他夫人到义乌的情况也说了。当然，我没说电视转播装置的事情，这是王班长交代了的。李茅和小苏虽然是我的好朋友，但我对王班长答应的事，是绝对不能随便破坏的。这就是朋友是朋友，但彼此有界限。
我想起在北京当经济学培训班时，老师讲的一句话：“我们经济学家，是研究边界的。”
其实，人与人交往，也是有边界的，别说最好的朋友，就是面对自己，也有不敢随意触碰的内心。
我突然想起来，我们的手机的事，联想起王班长所说的事，觉得可以探讨一下。
“王班长倒是给我提了个思路，关于手机的，我觉得有投资价值，但不知道能否实现。”
听我这一说，不要说小苏李茅，就是然然，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因为她对涉及投资的任何事，都感兴趣，这是她的专业嘛。
“手机主要是通话功能，这在全世界都一样。现在还有个功能运用得比较普遍，就是照相功能。我们过去开发的手机，主要是在游戏功能上打了个先手，赚了点钱，但在国内高手如云的市场内，赚钱效应很快就被大投资所淹没。在非洲，正是中低端手机的市场，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好照相的问题，那不又是一个赚钱的机会？”
“照相问题，照相有问题吗？”然然这样问，显然她是特别关注了。
“对于我们肤色的人来说，今天手机的照相功能是没问题，但对于黑人来说，问题大了。”我刚说完，妍子就把话接过去了，她把那一天我们在五张相片上找两个人的经历，给大家复述了一遍，最后说到：“在黑人脸上找黑东西，你看得出差别吗？”
大家哄笑一阵后，小苏的夫人问到：“以王老板这样精明的人，难道他没想到这一点？”她这样问是有亲身体验的，她原来就是王班长培养出来的员工，王班长的精明她是见识过的，所以才有此一问。
为回答这个问题，我详细解释了相机的制造和设计方面所了解的知识，以及国际上照相器材及镜头的现状。最后我总结到：“目前国际上没有人专门研发对黑人分辨有帮助的器材和镜头，估计也没人有动力研究，花费昂贵地研究器材，出来后黑人又买不起，有商业价值吗？”
大家陷入短暂的沉默，整个过程中，李茅一直没有说话。突然，他一拍桌子，吓了我们一大跳。
“器材上不能改，处理上可以想办法啊。”李茅这句话出来，更是让我们吓了一跳，难道他对此有办法？
“怎么讲？”我问到。
“我刚跟然然照过婚纱照，我知道，他们都会把照片进行处理的。一张原始照片出来后，在电脑里，可以把脸修瘦一点，把皮肤修白一点，可以改变对比度，也可以改变量度。这跟电视机调亮度和对比度是一样的，这就叫处理。”
小苏的疑问来了：“你叫广大没有专业水平的非洲黑兄弟，自己来处理这东西，是不是难了点？”
“肯定非常困难，但是，我们可以事先在手机中设置程序，按一定规律自动处理啊，出来的照片是处理后的效果，不是行了？”李茅继续说到：“这其实在技术上并不难。”
我和小苏，包括然然、妍子、小苏的夫人，都振奋起来，难道这么复杂的问题，就这么简单吗？
“我们的手机品牌有机会了。”李茅说到：“我们设计一个软件，预装到手机里，按黑人的基本肤色，从亮度和对比度还有色彩饱和度上下功夫，自动调整相片，让黑人间的颜色、亮度区分更明显，这不就好辩论了？他们只知道改变相机，我们其实只需要改变显示，就解决了，成本又低，我找人，一个月就可以做出来，先打出去一批，让那个王班长帮忙试销，如果效果好，可以边销售边改进，推出系列型号。如果成功，王班长就是非洲总代理，我们的手机品牌，岂不是在非洲又有了第二春了？当然，前提是，抢占先机，让这个在国内品牌认可度不高的手机，在非洲一开始，就占满市场，让新的竞争者知难而退，因为我们先入为主，对不对？”
妍子问到：“那得多少资金呢？”
然然说到：“只要前期效果好，资金根本不是问题，一两个亿是融得到的。”
“那是个大生意啊。”这句话几乎是我跟小苏一起讲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