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全体会议足足召开了两天，吴川和各位代表在一次又一次的争论中，最终还是让代表们接受了共和党不应背叛自己的纲领这个观念，保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应当优先于夺取全国政权。而吴川也同意，在不必要的状况下，革命军不应当去刺激日俄两大帝国主义，假使能够延缓日俄对于中国领土的侵吞，那么革命委员会就应该和双方进行外交谈判，为强大国防力量争取时间。
在这场会议中，俄国共和党员还是起了很好的稳定作用的。虽然斯维尔德洛夫等布尔什维克高层知道中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因此早就和吴川达成了一致。而普通的俄国党员虽然不知道吴川和德国之间的约定，不过他们的阶级意识还是战胜了国家主义，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有权力保卫自己的祖国。
当然，也有一部分俄国党员并不愿意革命委员会同俄国开战，他们主动的把帝国主义干涉指向了日本，认为中俄之间的关系是可以缓和的，但中日之间的冲突则不可避免。
正是在这些俄国共和党员的支持和引导下，方才压制住了一部分中国共和党员坚决反对在当前局势下和帝国主义发生激烈冲突的主张。最终在大会结束时，大多数中国党员总算是转变了思想，表示在日俄主动干涉的状况下，革命军应当以自卫的方式进行还击。
当这个最为艰难的问题讨论完毕之后，大会其他的主题讨论就显得比较平淡了。似乎大家已经在是否同帝国主义干涉作战时耗尽了精力，剩下的主题讨论上基本三言两语就决定了下来，这倒是给吴川剩下了不少口水。
而这些主题讨论中较为重要的一个，其实就是关于政治协商会议中共和党应当坚持的主张是什么。也就是如何对待前清留下的官员和政府体制？新政权应当采取什么样的体制管理国家？革命委员会是否应当进行改组，改组到什么程度为止等等。
就在吴川和共和党关起门开会的这两天内，外边的形势也有了极大的变化。湖南和湖北，两地只有一省之隔，过去本就是一个行省，两地人民可谓是亲密之极。因此在武昌起义之前，两省的革命党人就已经约定，一方若是举起义旗，另一方则要迅速响应。
10月10日武昌起义，10月12日湖北革命军代表胡燮槐就来到长沙，向湖南革命党人通报了起义的消息，并请湖南立即响应。只不过相比起另一个时空，这一次湖北革命党人所面临的形势要好的多，在胡燮槐抵达长沙的时候，北满光复的消息也已经传到了长沙。
因为北满革命的关系，清政府不得不在第一时间把兵力调至关外平叛，使得湖北革命军暂时不必再担心北洋军南下。因此胡燮槐这次过来，要求湖南革命党人起义响应本省的意思较多，向湖南革命党求援的意思较少。
这样一来，原本就充满热情的湖南革命党人就少去了许多顾虑，认为应当趁着北洋军难以抽身南下的机会尽快发动革命，以支持北满的革命党人。就在湖南革命党人急锣密鼓的联络起义时，北上平叛的第六镇于锦州起义的消息再次传到了长沙。
第六镇的起义不仅仅再次震动了全国，更是激发了各地革命党人的革命热情。到了这个时候，各地官吏和民众对于朝廷还能不能支持下去的问题上，已经开始丧失信心了。
湖南的部分立宪党人开始联络湖南革命党人，表示愿意赞成革命。在这样的革命形势刺激下，湖南革命党人自下而上的要求主事的焦达峰、陈作新等人尽快发动革命，无需再等候各地的会党到来，以至错失良机。
焦达峰、陈作新于16日下午在贾太傅祠召集了各界代表100余人开会，最后决定在17日上午8时由城外新军开始发动起义，城内革命党人负责接应和散布革命成功的消息。
就在吴川同党员们激烈的讨论是否要坚持党的任务时，湖南新军发动了长沙起义。这一次的起义比另一个时空所遇到的抵抗更少，长沙城内的巡抚营几乎毫无抵抗就交出了自己的武器，巡抚余诚格在立宪党人的劝说下逃离了长沙城。湖南革命党人于是在17日中午12时向全国通电，长沙光复。
这个消息传到北京之后，摄政王载沣不得不紧急召见了徐世昌，要求这位内阁协理大臣亲自南下，和以足疾为借口不愿出山的袁世凯协商，令其尽快上任湖广总督南下指挥第二军平乱。
此时清政府将北京周边的军队编为了三军，第一军由冯国璋带领，北上平息关外之乱；第二军由陆军大臣荫昌带领，南下平湖北之乱；第三军则由载涛率领守卫京畿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