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影片出资方的哈尔滨革命委员会认为齐齐哈尔革命委员会完全是无理取闹，只是长春革命委员会也表示了不满，认为这部影片完全没有突出长春起义对于革命的贡献，有狭隘的地方主义思想。辽宁革命委员会虽然没敢和哈尔滨、齐齐哈尔、长春争夺大革命的贡献地位，但也委婉的表示沈阳的革命同志一直都是吴川同志最坚定的支持者。
在这场争夺革命首功的争吵中，最失落的大约要算是吉林革命委员会了，作为原吉林省的省会，眼下在省内的地位差不多被长春抢了，而在大革命中又无什么功劳可言，再加上孟恩远刚刚被定罪，因此只能做和其他二线城市那样，眼睁睁的看着这四座城市争夺革命首功的话语权了。
当争执闹到了吴川面前之后，吴川不得不下令电影制片厂就各方提出的问题进行修改，并把片名改成了革命在1911年。只是他的处置虽然安抚了关外的各革命委员会，但是并没有预料到日后这片子进入关内播放时又惹来的南方革命党人的不满，最终某位委员把革命改成了吴川，才算是结束了中国首部默片引发的争论。
不过这场争论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齐齐哈尔、长春、沈阳和吉林都建立了自己的电影制片厂，从而意外的促进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1914年1月1日，哈尔滨大剧场内座无虚席，在哈尔滨的革命委员会重要人物都来了剧院观看新年戏剧。这是革命委员会第一次搞这种新年集体庆祝活动，坐在二楼的吴川看着下方的委员们，心中默默的想着也就是少了个电视转播，要不就圆满了。
今天的戏剧是新排练的京剧剧目大闹天宫，通过对旧剧目大刀阔斧的修改，去掉了旧剧目中的愚昧迷信思想和伦理说教，这出大闹天宫就成为了一曲颂扬造反精神的革命戏剧。经过了革命委员会众多知识分子的修改，这出戏的台词要比旧剧简洁优美了许多，而曲调和唱腔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进。
在经过了这些改进之后，这出京剧的思想和节奏变得较为适合吴川这个后世人的三观和观赏习惯了。而对于正开始接受新文化洗礼的革命委员会成员们，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新京剧，倒是让他们看的津津有味了起来。
当然对于吴川来说，京剧无论怎么改，他也是难以长久欣赏下去的，在他那个时代生活节奏已经快到了看本电视剧都要手动加快的程度了，还谈什么欣赏一整出戏剧呢？因此在开演没多久，他就把注意力从舞台上挪开，和坐在自己身边的梁廷栋闲聊了起来。
“…你推荐的那个任辅臣同志还是相当不错的，在革命卫队试图调查和孟恩远相关的旧23镇人员时，抵住了革命卫队的要求，保证了旧23镇官兵的情绪稳定，证明了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我已经和其他委员们商量过来，决定下个月正式颁发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的总政委，去掉代理两个字。这样你也就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地方建设工作中去了。”
梁廷栋小声的回道：“任辅臣同志虽然此前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但我认为他并不是一个投机革命的人。能够在这次案子中表现出自己的立场，我也很为其高兴。我相信在他担任了总政委之后，一定会忠诚于党和革命的。
此外，既然主席提到了地方工作，我也还是想要向您汇报一下我在地方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首先就是蒙地开垦移民和当地牧民之间的矛盾…”
吴川听完了梁廷栋描述的问题之后，沉吟了片刻后向他问道：“那么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梁廷栋有些苦恼的说道：“那些蒙古王公们总是当面说好，但转过背去就放任甚至撺掇底下的牧民抗垦，虽然我们加强了对于武力抗垦的打击力度，也加强了宣传工作，但是效果还是不大。我觉得大约只有尽快把铁路修过去，用铁路把蒙地加以分隔，才能降低牧民们的反抗。”
吴川思考了一会之后，摇着头说道：“修建铁路打破蒙古王公对于牧民的控制，确实是一个办法，但终究是治标不治本。如果我希望牧民开发蒙地，还是应该加强宣传工作。我以为当前你们遇到的问题不是宣传力度不够的问题，而是宣传方向出了偏差。
对于牧民除了宣传开垦蒙地的意义之外，也要告诉他们能够获得什么好处，而且我们要切实的保证这些好处能够落实到普通牧民家里。我认为，对于人民的宣传要谈利益，且非谈利益不可；至于道德，那是留给我们自己的。要是对人民呼吁道德，把利益都留给了自己，那么我们同旧的统治者又有什么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