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月16日开始，革命委员会赴京谈判的交涉小组，在列强面前的地位又高了一级。这一次连日本人都放弃了，利用北京政府牵制革命委员会的打算。
只要是个明眼人就能看得出来，袁世凯政府在二次革命之后，虽然其控制力从华北扩张到了长江以南，甚至已经进入了四川，但是这些北洋军远离了北京之后，北洋集团的内部凝聚力就开始不断下降了。
在南京的冯国璋部和驻扎于湖北的王占元部，虽然对于袁世凯还是忠诚的，但是这种忠诚大约只表现在镇压南方的革命党和向北京按时解款这两件事上。在张勋部被山东革命军击退后，袁世凯试图调动两部人马的精锐加强保定、济南等地的防卫时，两人却都采取了拖延手段。
于是，在二次革命后势力得到了极大扩张的北洋集团，就局部地区的实力而言其实是下降的。现在的北洋集团，镇压一下地方上的小股势力和威慑西南、西北地区的小军阀是绰绰有余，但是想要同革命委员会这样的军政集团相抗衡，反而更是显得弱势了。
虽然革命委员会在明面上控制的人口远不及北洋集团，但在实际的行政中控制的人口却远比北京政府多的多了。北洋集团虽然在表面上控制了十余省，并获得了七八省地方军阀的效忠，但是北京政府真正能够控制到的人口，也不过就是河北全境、山西和山东的部分地区，至于其他地区都是类似于军事贵族分封的形式加以控制的。
比如江苏、湖北、江西等地，虽然名义上北洋军占据了这些地区，而这些地区的省政府和省议会都表示愿意服从于中央。但实际上，这些地区的省政府和省议会服从的是代表着中央的北洋军将领，通过了这些北洋军将领对于袁世凯的个人效忠，才缔结了地方对于中央的服从。
即便是袁世凯自己，也不能绕过这些北洋军将领直接对省政府、省议会下令。虽然这些北洋将领在北京时，对于地方上不肯听命于北京政府个个都觉得义愤填膺，但是等到他们下到地方的时候，却又有志一同的开始维护起了地方上的独立施政权。
于是北洋集团内部也就渐渐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景，凡是待在北京的北洋将领，对于地方的自行其事没有不感觉气愤的，认为长此以往的下去：国将不国矣。但是在地方的北洋将领，却没有不为地方的独立行政权辩护的，认为各地情况确有不同，全然服从于北京的政令，只能是南辕北辙，导致地方上难以管束。
这种中央和地方上的行政对立，最终也成为了激化北洋集团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对于革命委员会来说，即便是山东这样和东三省隔着渤海的独立区域，革命委员会对于山东的军政控制也不是靠着个人的效忠来完成的。
上级党组织对于下级党组织的领导，中央革命委员会对于地方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军事委员会对于地方军区的领导，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对于具体部队的管理等，这些相对独立却又相辅相成的组织联系，牢牢的把山东地区和中央革命委员会联系在了一起。
即便有一两个野心家或是一两个小集团试图同中央革命委员会抗衡，中央革命委员会也会很快的组织起地方上服从于中央的力量把这些野心家或小集团迅速扑灭。
如果说北京政府的权威需要通过派驻各地的北洋军才能彰显出来，那么对于地方上的革命委员会来说，他们的权力则是依赖于中央革命委员会的赋予。
于是，北京政府看似控制的人口超过了半个中国的人口，但是实际上能够控制的人口大约也就一两千万。而革命委员会治下的人口虽然也就3、4千万，可实际控制的人口确实也将近有3000万了。假如再对比双方对于人口的控制方式，那么依赖于传统士绅地主控制地方的北京政府实际上能够动员起来的力量还要大大的缩小。
打个比方说，北京政府当前给养着40余万军队，这个纸面上的数字就是北洋集团的最大战力，即便不考虑吃空饷和一些半独立性质的地方军阀部队，这只部队在交战中也是死一个就少一个，几乎很难再补充回来。即便是通过抓壮丁的方式来补充军队的人力，也很难恢复军队的战斗力。
但是对于能够广泛的动员基本群众的革命委员会来说，原先不到16万的军队在战争爆发后的短时间内就能翻上一番，而且随着战争的延续，革命委员会还能够继续往军队输送合格的士兵，以确保军队的战斗力不至于过多的下跌。
对于英法俄等国的外交官来说，山东战事只是表明了一件事，革命委员会至少已经摸到了国家动员的门槛，这差不多就达到了东欧国家的水准了。如塞尔维亚这样的小国，有了国家动员能力之后都敢挑衅奥匈帝国了，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在东亚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