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不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以革命委员会目前的发展速度，不管是地盘上的扩张，治下人口数量的增长，还是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几乎每一方面都需要大量的干部负担起责任来。在这种形势下，光靠耍嘴皮子可无法保证你不会被赶下去。
和革命委员会相反的北洋政府，因为没法去触动华北地区地主阶层的根本利益，也缺乏搞工业化的资本和技术，自然也就无法制造出更多的责任给那些新人来负责。于是满清皇室虽然宣布退位了，但是新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内部依旧是一群老人，这些人原本就是革命时期的政治投机者和反对者，他们霸占了新政府的资源之后根本就不想做出任何改变。
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任何改变都将会削江浙湖汉北弱自己的权力基础和损失手中的社会资源。这也就是为什么，孙黄所主导的二次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反对北洋政府的思想和声音却从没有消失过。那些资产阶级的革命者认为，袁世凯率领的北洋集团窃取了革命果实；而那些年轻的知识分子看到的则是一成不变的社会，北洋政府并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希望，他们依旧看不到出路。
于是，愿意接纳年轻人和试图改变这个国家面貌的革命委员会，在各地地主乡绅的攻击下，现在反而越来越成为了各地年轻人心目中的梦想开始的地方。
而对于吴川来说，适当的放下一些权力反而令自己手中的权力更加的集中了起来，因为在脱离了一般事务性工作之后，他现在已经不在需要特意的注重某个部门或群体的利益，于是他在党内的立场更加的超然，党内各方反而更需要吴川对于自己的支持了。
不过对于吴川来说，最令人感到愉快的，还是把自己从如山的文牍中解放了出来，可以有时间去思考即将爆发的十月革命和一战结束之后世界形势的变化。到了一九一七年，谁也不能继续忽视革命委员会在东亚地区的变量了，那么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当革命委员会预备统一中国时，各国在华的既得利益应当怎么办？
虽然现在因为欧洲列强陷于战争之中，不得不对革命委员会采取安抚的缓和政策，但是吴川并不认为他们在战后也会继续采取这样的绥靖政策，或许有些列强已经在考虑，战争结束之后要怎么压制革命委员会，从而保护自己的在华利益了。
只是现在列强并不清楚，这场战争不仅将会让无数王冠落地，还会诞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完全打乱了一战爆发时协约国试图重新分割世界的打算。没有了俄罗斯帝国在背后的威胁，又引诱了日本进入了南洋，革命委员会自然也就有了自保的力量。
当下唯一的问题就在于，东亚这边的局势变化太大，已经开始完全偏离了吴川所熟悉的近代史，也就是说，一战之后的中国历史对于吴川来说已经是面目全非，他现在需要依赖于自己的思考，而不能再依赖于预见性去判断问题了。
只是，随着吴川越来越谨慎的同时，共和党的骨干们却变得越来越有自信了。其实政治这个东西和做数学题一样，是可以通过反复的刷题来提高决策能力的。天才和普通人之间的差别就在于，第一眼看到题目的时候他就会了，普通人则是在出错多次之后便牢牢记住了自己的错误。
所以，只要能够付出足够的代价，就算是普通人也能够在同一类型的问题上取得正确的判断力，唯一的问题就在于，你是否支付得起这样的代价。从1912年到1917年，吴川一直在用欧美资本为这些共和党成员支付错误判断的成本，于是现在这些共和党的成员们终于开始有所成熟了起来。
对于北京政府发来的，请求对于内蒙古鼠疫防疫提供协助的电报，所有共和党的代表委员们都认为应当接受，虽然需要革命委员会额外支出一笔不小的费用，但是却能够让革命委员会将整个内蒙古地区纳入到控制范围之下，并打开了通往西北的门户。
宋云桐是极力主张提供协助防疫的代表委员之一，他这样主张道：“我们现在虽然控制住了外蒙古和内蒙古东部地区，但是靠近河套地区的内蒙古西部才是内外蒙古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也只有控制住了内蒙古西部的河套地区，内外蒙古才能彻底安定下来，这对于我们建设内外蒙古是极有好处的。
其次，内蒙古西部地区爆发的鼠疫现在虽然还不够猛烈，但是鼠疫爆发地的边缘就是人口密集的山西地区，一旦让鼠疫从内蒙西部传入山西，然后再由山西商人传播到华北和中原地区，那么这场鼠疫就有可能向全国扩散，到时东北也不能独善其身。因此在这个时候花点小钱扑灭了鼠疫，总比大流行之后花费巨资去防疫来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