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北京政府发来的关于公共事务的政策，吴川一般都会放在劳动和经济委员会上进行讨论。和中央委员全体会议渐渐成为党内最高决策会议一样，劳动和经济委员会其实也正成为革命委员会的最高机关，其他常设委员会现在都必须要服从于劳动和经济委员会决定的政策，而劳动和经济委员会也有权力否决其他常设委员会的决定。
劳动和经济委员会的代表委员从一开始的24人增加到了现在的34人，而代表委员中共和党员的人数也从13人增加到了22人，这也就确定了共和党在劳动和经济委员会中的绝对控制权。而整个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委员有396人，其中共和党员的人数占了229人，只不过刚刚超过一半多而已，就集权程度来说，革命委员会的集权程度还要高于共和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因此对于政治以外的公共事务议题，吴川还是很愿意放在劳动和经济委员会上讨论，而不是先在党内集中意见，否则的话劳动和经济委员会就完全成为了共和党的传话筒了。
但是公共事务一旦决策失误，后果将会很快显示出来，就比如袁世凯废除了内阁总理制度之后，所有的公共事务发生的问题就全部是袁世凯自己背锅了。像1913年北洋进攻山东革命委员会失败，最终就成为了袁世凯破坏国内和平的责任；本次华北大水灾中各地官员的反应迟钝和延误抗灾等种种无能的举措，又再一次让国内舆论聚焦到了袁世凯身上。
这种国内舆论对于国家元首的攻击，事实上就是在打击国内各阶层对于新生的中华民国这个国家的信心，中央政府的决策开始遭到了普遍的质疑甚至是拒绝执行，没有了各地方政府对于中央政府的自觉服从，那么中央政府要么采用强力手段镇压地方政府的反抗，要么就只能向地方政府进行妥协。
但是采用强力手段镇压，中央政府的施政成本将会变得非常高昂OTg2NTc=，对于本就依靠借款过日子的北京政府来说，这就是一剂毒药。而向地方政府进行妥协，就会让中央政府彻底丧失自己的威望，各地政治力量的割据就是个时间问题。
袁世凯感到委屈的就在于这里，虽然他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但是他这个大总统的权力还不及满清时代的总理大臣。至少在满清时期，各地官府还没有敢公然同朝廷叫板的，这也就是他一度想要复辟君主制度，走立宪君主制道路的原因。
不过在革命委员会用武力在山东击败了北洋军之后，袁世凯的想法就完全破产了。从中国历史来看，还没有那个中央王朝的武力是打不过地方割据势力的。在民国的体制之下，北京至少还有民选大总统的合法性来抵抗革命委员会的军事压力，如果他想要复辟君主制度，那么革命委员会也就可以毫无顾忌的使用武力了。
不要说袁世凯自己不敢冒险，就是北洋内部也不会为了他的皇位去同革命委员会拼命，这也是孔教会和复辟潮流在北洋军山东失败后迅速消声觅迹的根源。而袁世凯也只能守着自己的大总统府，竭力维持局面了。
不过吴川可不会去同情这位北洋枭雄，既然袁世凯敢于废除内阁责任制度，那么就应当承受因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只是他自己可不会去重蹈覆辙，党和国家机关的决策自然应当由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关来决定，而不是由某个领袖来下命令。
吴川很清楚自己的能力极限在哪，他现在最多也就比普通党员强上一些，但是远不能同列宁、托洛斯基这些从革命中走出来的政治天才相提并论。而哪怕是列宁和托洛斯基都有出错的时候，更何况他这样靠着历史预知作弊的普通人。
因此在共和党和革命委员会开始步入正轨之后，吴川在政治制度上主要考虑的，还是如何让党和革命委员会的最高机关为自己分担责任和风险。虽然这会让他损失一部分权力，但是责任同样也被分散到了各级委员会头上。
也正因为吴川愿意和党内各派及党外的政治势力进行妥协，所以现阶段大家的做事热情还是相当高的，因为只有做事才能掌握各种社会资源，而只有把自己份内的事情做好了才能让更多的人支持你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