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4年战争开始,到1917年4月美国宣布加入战争的这段时间里,美国政府也一直在调整税收政策以提高联邦政府的收入。其主要征税的对象是嗜好品方面,比如提高了烟草、酒和娱乐上的税率。还有就是提高了遗产税和军工企业税,前者从1%提高到了10%;后者则增加12.5%的特许权税。最后就是对企业增收超额利润税…
根据有据可查的资料,美国1917年的国内江浙湖汉北税收大约是战前税收的两倍,超过了8亿美元。这虽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是和财政部长麦卡杜最初想要的50亿美元,或是修改后的34亿美元,都相差的很远。
因此麦卡杜和威尔逊总统联合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内的进步主义者,通过了1917年10月的新税收法案。这部法案的中心思想就是:通过高累进税税制,实现社会公正的理想。也就是美国进步主义者的理念,利用税收政策打击特权、腐败和财富集中,实施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计划。
这部新税收法案又和公债的发售形成了互相补充,国家税收是国家公债偿还的保证,而公债又是有利息的。也就是说,通过高累进税税制从富人和大企业身上收取的财富,再通过个人所购买的公债进行重新分配,那么社会财富的分配就会趋向于合理…”
宋云桐听的微微颔首,对于这位毕业于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科的公派留学生大为满意。杨铨字杏佛,江西玉山人,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与茅以升一道考入唐山路矿学堂,辛亥革命爆发后投奔了革命委员会,后为革命委员会指派美国留学,并担任了青年干部赴美考察团团长一职。
老实说,一开始党内及党外的一些人士对于吴川花费大量资金把工人、干部不停的派出国去学习、考察颇为不解。大家觉得,现在聘请了这么多德国人和美国人,已经花费了太多宝贵的资金,这些资金就算不用在武装军队上,拿去修路、修水利也能惠及大批的民众,这样花钱简直就是败家么。
如果不是这些资金大多是吴川自己筹集来的,如果不是吴川在国内革命的过程中几乎没有犯过错误,如果不是军队、共和党及革命委员会中无人能够和吴川抗衡,那么吴川提出的这些留学、考察主张几乎不会有多少人赞成。
不过现在么,随着从国外培训的工人、留学的学生和考察的干部的回流,他们所带回的新的组织方式、新的生产技术和新的思想,已经开始对革命委员会产生了良性的促进作用,这些看似浪费钱财的投资其实是相当值得的。
比如这位归国不久的杨铨,光是给他们这些中央委员们上了几堂课,就让宋云桐觉得思路开拓了许多。过去他对于财政工作,一半是出于吴川的指导,一半则是来自于实践,并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学习,但是这两天听了杨铨的讲课之后,工作中的一些难题就豁然开朗了起来。
美国财政所遇到的问题,革命委员会同样也遇到了,而过去宋云桐主要还是依靠行政力量去解决,毕竟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就是用政治解决经济问题。这样的解决办法虽然不能说无效,但是后遗症还是相当大的,相当于头疼医头,脚痛医脚。
而对于一个尊崇自由资本主义的国家来说,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一些办法虽然看起来让某些人得利了,但是却比粗暴的行政手段要更有效,也更加不容易激起民众的不满。宋云桐想着,也许过两天自己应该向吴川要求,把这个人要到财政部来协助自己。
不仅宋云桐这么想,梁廷栋、朱和中等人也是这么看这批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的。原先他们还有些不理解,为什么吴川要让这批归国留学生给中央委员们上课。
他们当然知道从欧美归国的留学生都是人才,也是各部委所重视的青年骨干,但是他们对于让这些留学生给自己上课,心里还是有些抵触的。虽然大家现在都是革命者了,但是大家还是有些不自觉的认为,自己好歹也是中央委员了,让章太炎给他们上几堂课也就罢了,但是让一群还没有什么名望的年青人来给自己上课,就有些让小儿教导大人行礼的味道了。
袁世凯再怎么重视顾维钧,也不过是放在身边请教问题,让对方给自己出出主意,不会公开或闭门的让顾维钧给一班北洋元老上课啊。说到底,再怎么出色的人才,对于上位者来说也只是拿来用的,不会被视为同志的。
但是,有吴川亲自坐在一旁听课,并不把这些年轻的留学生视为可以呼来喝去的“人才”,那么大家也就只好把自己视为老同志,而视这些年轻人为小同志了。革命同志自然是没有上下尊卑之分的,只有互相请教长处的平等相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