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斯维尔德洛夫送来了克拉辛发来的电报，列宁看过后便对着他说道：“中国同志提出的建议很好，把捷克叛军和当地的白卫军区分开来，有助于我们尽快平息东面的叛乱。当前对于人民委员会最为危险的，实际上并不是捷克人或哥萨克人的叛乱，而是我们是否能够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假使我们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么我们就无法战胜资产阶级的反扑…”
斯维尔德洛夫明白列宁所忧虑的是什么，是十月革命之后部分俄共布党员在经济、政治上越来越激进的政策和主张。这些激进政策和主张，正在毁灭俄共布同中间派之间达成的同盟关系。虽然列宁在公开场合依旧为党的决策作出辩护，批评那些中间派人士的机会主义立场，但是在月初的时候也开始了对“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公开批评。
列宁从三月到五月，短短不到三个月内的态度改变，实在是不对这些“左派共产主义者”批评不行了。1918年3月23日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博德杰尔科夫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建立了顿河苏维埃共和国，并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奥弗申科并不相信这些红色哥萨克，但他自己又要围剿南俄志愿军分身乏术，因此向列宁提出从中央派出一些人才过来分担博德杰尔科夫的权力。
只是刚刚把中央政府迁移到莫斯科，正着手恢复全国的行政和经济的列宁实在没有人可派。于是在奥弗申科的支持下，沃伊采霍夫斯基和赤卫队将领西韦尔斯架空了博德杰尔科夫。问题在于，这两人是所谓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在下顿河地区采取了极端的工厂矿山农田公有化政策以及红色恐怖，就连没有参加志愿军的军校学生也要一并杀害，所有富人财产都要被充公，甚至有人因为“穿着和南俄志愿军一个款式的靴子”而被杀害。
这些极左政策彻底毁灭了红色哥萨克对于人民委员会的信任，也让一些保守派哥萨克极为不满，认为俄共布正在践踏哥萨克人的传统文化和信仰。
4月10日，400名顿河哥萨克士兵发动起义，缴了一支征粮队的枪OTg2NTc=并于四天后攻占了新切尔卡斯克，这使得原先转入地下的反革命势力又开始串联起来。
保守派政治家G.P.伊万诺夫组建了一个防御委员会，K.S.波利亚科夫担任总司令，S.杰尼索夫任参谋长。4月21日，这些人在扎普拉夫斯卡亚组建了顿河临时政府。4月底波利亚科夫有了10000名骑兵，而波波夫将军也从草原上带兵归队，4月23日，两支部队合并，波波夫担任顿河军司令，波利亚科夫担任参谋长，顿河临时政府开始进行反攻。
而另一方面，德国裹挟了奥地利军队进入乌克兰扶植了一个傀儡国之后，又于4月26日进入了顿河地区。5月1日占领了塔甘罗格。面对这种两面夹击的势态，列宁判断了局势后决定先行退让，他指示顿河苏维埃不要反抗，尽快从顿河地区撤离，先同后方的红军会和再说。
但是当地的苏维埃却无视了列宁的命令，他们不仅开始总动员，还试图征收多达300万卢布的战争税，这引起了当地人的激烈反抗。当地的哥萨克人和资产阶级敏锐察觉到了布党的虚弱，立刻夺取了政权，吊死了逃到北部试图组织反抗的博德杰尔科夫。
自罗马尼亚前线归来的德罗兹多夫斯基，在德军的允许下带领1000名哥萨克士兵向顿河苏维埃力量发起了进攻。德军和顿河哥萨克开始了配合作战，5月6日德军占领了顿河畔的罗斯托夫城，次日德罗兹多夫斯基占领了新切尔卡斯克，顿河苏维埃共和国灭亡，下顿河地区的红色势力被扫空。
斯大林不得不收缩兵力扼守察里津，以防止顿河哥萨克和南俄白卫军在德国人的支持下进攻察里津，从而打通前往莫斯科的通道。
而在国家的经济建设上，“左派共产主义者”也不停的向群众进行宣传鼓动，他们声称：“…只有实行最坚决的社会化，才能有计划地利用现存的生产资料…不是向资产阶级及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卒投降，而是要完全打倒资产阶级和彻底粉碎怠工…”
就连列宁也不得不承认，到了1918年5月时，整个俄国已经分成了两大对抗的阵营，俄共布联盟这边只剩下了俄共布自己。
有鉴于国内形势对于俄共布的极端不利，在1918年5月5日，列宁不得不公开发表了《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以批评党内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并开始纠正一些极左政策。
列宁在文章中严厉批评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特别是在国有化问题和没收问题上，他着重强调道：“在国有化问题和没收问题上，可以有坚决的或者是不坚决的态度。关键却在于：要从国有化和没收过渡到社会化，即使有世界上最大的‘坚决性’也是不够的。
我们的‘左派’的不幸，就在于他们天真江浙湖汉北地、幼稚地把‘最坚决的……社会化’这些字眼联在一起，从而暴露了他们对问题的关键完全无知，对‘目前’形势的关键完全无知。
‘左派’的不幸，就在于他们没有看到‘目前形势’的实质，没有看到从没收（在实行没收时，政治家的主要品质就是坚决性）到社会化（要实行社会化，就要求革命家有另一种品质）的过渡的实质。
昨天，形势的关键在于尽量坚决地实行国有化，实行没收，打击和打倒资产阶级，粉碎怠工，今天，只有瞎子才看不到，我们已经国有化的，已经没收的，已经打倒的和粉粹的，比我们来得及加以计算的要多。可是社会化和简单的没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实行没收单有‘坚决性’就可以了，用不着有正确计算和正确分配的才能，而实行社会化，没有这种才能就不行…”
在通读过这篇文章之后，斯维尔德洛夫倒是对于东北的经济建设过程有了一个更加深刻的体会。他此时方才有些理解了，吴川为什么极力主张要先完成东北的工业化，然后再谋求东北的社会主义化。
不过斯维尔德洛夫还是有些担忧的向列宁说道：“可是现在托洛茨基同志已经乘坐专列南下，准备组织军队彻底的消灭捷克叛军和当地的反革命力量，这个时候我们要求他暂缓军事行动，先同捷克人进行政治谈判，托洛茨基同志是否会接受？”
站在窗台前注视着克林姆林宫宫墙的列宁思考了许久之后，转而向捷尔任斯基问道：“喀山和下诺夫哥罗德发现的黄金各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