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具体的利率问题、等到前期确定了再开启吧。”
在场众人都站了起来，而虞洽卿更是主动与约纳斯握手，用英文笑道：“周部长将在一个星期内安排丁恩先生来上海与你见面，这样算来的话，我们下次的谈判可以考虑放在两个星期之后？”
“可以。”
待约纳斯离开后，虞洽卿与周学熙这两位中方谈判代表则重新开始准备材料，准备下一场与德国一家财团的谈判。
“洽卿，如果能够以比国的条件与梅隆财团谈成二千三百万英镑的大借款，你我都将功德无量啊！！”
一个月前通过抵押陇海铁路向比利时的一家财团贷款成功，其贷款利率非常低；哪怕算上给予三联集团百分之零点五的回扣后，依然要比四国银行团报出的条件要便宜上三分之一来。
九八折、三理八分利息，这样的贷款条件可以称得上是中国贷到的最便宜的贷款了。相比之下，四国银行团要求的是九四折、四理半的利息，而庚子赔款时的贷款更是达到了八八折、五理。
“果然是应该货比三家，那比国财团本来要价还很高，后来得知梅隆财团、德国、奥国、法国、英国都有财团看上了陇海铁路后，反而主动地降价了。”
面对眉开眼笑的周学熙，虞洽卿的兴致也是很高涨。最近一段时间他忙里忙外的，眼见自己的努力确实产生了效果，而且在可见的将来将获得极为丰厚的回报，自然也是面露喜色。
“实话与洽卿你讲，在比国贷款下来之前，中央政府实在是内外交困呐！”
民国政府从建立的一开始，就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当中。一方面，由于战争破坏，经济萧条，税收减免，体制紊乱而使收入锐减；另一方面由于军队膨胀而使支出剧增。再加上各地方省份都私自截留税款，造成中央财政几乎没有收入。
因此袁世凯的初期收入来源，只能靠借贷外债。首先是通过与四国银行先期借款三百万两白银解燃眉之急，然后又与三联集团签订了协议，从三联银行垫款借了四百万银元，再加上从英国克里斯浦财团筹借到了三百万英镑，如此才勉强撑住了政府的门面。然而这些钱款数目虽然多，但是中央政府手头依然拘谨。
直到上个月比利时的三百六十万英镑入账，在部分作为偿还三联集团垫款两百万元后，还有大约价值三千四百万的银元入账。
这笔钱顿时使得原本焦头烂额的中央财政得以缓解，而成功地运用三联集团的关系，用极低的代价获得优质贷款，也令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上下对整顿财政充满了信心。
举借外债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周学熙于半年前出任财政总长后，他便一直努力试图整改中央税制、增加中央政府的收入。他首先按照国务院官制，在财政部中设立五司，即：赋税司、会计司、泉币司、公债司、库藏司。
其次周学熙于1912年1月间成立了调查委员会，以王璟芳为会长，并向各省派出财政视察员，考察各省财政状况，与各省都督协商财政事项。当时，财政部要和各省都督商量的主要是两件事：第一是要求各省都督支持财政部向四国银行团借款（后期更改为支持财政部授权三联集团代理与国际金融财团筹借款项）；第二是要求各省赞成成立国税厅筹备处，以期划分国家税和地方税，改变当前的税收情况。
对此，包括刘继业在内的各省都督陆续表示同意。1912年月2日18日，袁世凯利用参议院活动停滞的机会，未待参议院通过，即擅自批准了财政部拟定的成立国税厅筹备处章程，由国税厅筹备处“掌监督及执行关于国税事务”，并陆续任命了各省的国税厅筹备处处长。财政部调查委员会也改为国税厅总筹备处。
原本按照前清的财政体系，虽然财权名义上属于中央，但事实上由各地督抚负责征收，然后按一定的数额解送中央，地方拥有财政实权。而民国成立之后，财权完全掌握在地方手里。周学熙设立国税厅的目的，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就是要由中央直接经管原由地方征收的国家税，把财权收归中央。在税目的划分上，将十七种重要税目（一、田赋，二、盐课，三、关税，四、常关，五、统捐，六、厘金，七、矿税，八、契税，九、牙税，十、当税，十一、牙捐，十二、当捐，十三、烟税，十四、酒税，十五、茶税，十六、糖税，十七、渔业税）列为国家税。仅将田赋附加税、商税等十九种不重要的税目，列为地方税。
随着外债的涌入，以及国税改革的进行，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在逐步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