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与岳麓书院学统
南宋是中国书院制度的成熟、繁荣时期。南宋书院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理学思潮和书院制度的密切结合。理学家们为了振兴儒家思想，建立了一个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并吸收佛道两教宇宙论和思辨方法的理论体系。理学家们利用书院作为自己的学术基地和教育基地，使书院得以蓬勃发展。
岳麓书院之所以能在南宋走向鼎盛，是与理学思潮的相互影响分不开的。作为“一代学者宗师”的张栻，是岳麓书院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他不仅在岳麓书院拓展了湖湘学派，而且奠定了岳麓书院的教育传统、学术传统，深刻地影响了岳麓书院的千年办学历史。
一、 张栻及其著述
张栻(1133—1180)，字敬夫、乐斋，号南轩，汉州绵竹人。其父张浚为抗金名将，于宋高宗、孝宗两朝供职，官至丞相。
张栻自幼随父乔居外地。绍兴十一年(1141年)张浚乞祠寓居长沙，张栻侍居。绍兴十六年，又随父寓居连州。是年宋高宗尝问张浚：“卿儿想甚长成?”浚答道：“臣子栻年十四，脱然可与语圣人之道。”（胡宗懋.张宣公年谱，卷上.胡氏梦选楼刊本，1932.）绍兴十七年张栻15岁时，从连州知州王大宝问学。绍兴二十年，张栻随父至永州。绍兴三十一年春，上诏张浚湖南路任，张栻遂与其父归长沙。是年，张栻禀父命，从学胡宏，得河南二程之学。次年，张栻随父在都督府任参佐，他“内赞密谋，外参庶务，其所综画，幕府诸人皆自以为不及也”（朱熹.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张栻全集，附录.长春出版社，1999.）。隆兴二年(1164年)八月张浚逝世，归葬潭州，张栻护父灵回长沙。乾道元年（1165年），湖南安抚使刘珙修复岳麓书院，次年成，请张栻作记并主教其中。乾道五年经刘珙推荐，张栻除知抚州，未及上任改知严州(今属浙江)。乾道六年又被召为吏部侍郎，兼起居侍郎官、兼侍讲。第二年六月出任知袁州(今属江西)。是年底罢归长沙。淳熙元年(1174年)诏知静江(今属广西)，经略安抚广南西路。淳熙五年(1178年)改知江陵(今属湖北)。淳熙七年迁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佑观。同年八月病逝，年仅48岁。宋宁宗嘉定年间赐谥宣，史称张宣公。宋理宗淳祐年间诏以孔庙。
张栻以一个“忠君爱国”者的形象出现在理学家中间。这首先体现在其抗金的爱国言行方面。其父张浚为抗金名将，一生以收复中原为职志。张栻秉承父志，反对和议，力主抗金。朱熹称其“慨然以奋伐仇虏，克复神州为己任”。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张栻全集，附录.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张栻应诏赴行，曾奏言孝宗说：“陛下上念祖宗之仇耻，下悯中原之涂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谓此心之发即天理之所存也。”（胡宗茂编.张宣公年谱，卷上.胡氏梦选楼刊本，1932.）孝宗异其言，于是始定“君臣之契”。以后，张栻又屡次上疏，建议朝廷坚持抗金，“誓不言和，专务自强，虽折不挠”。但他也不赞成盲目进军，而是主张修德立政，养民练兵，充分做好抗战的准备。他奏请孝宗：“但当下哀痛之诏，明复仇之义，显绝金人，不与通使。然后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帅，练甲兵，通内修外攘、进战退守为一事。”宋元学案，卷五十.南轩学案.他尤其重视“民心”在抗金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欲复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而要得“吾民之心”，则关键在于“不尽其力，不伤其财”宋史，卷四百二十九.张栻传.。他把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同抗金救国的现实政治紧紧地联系了起来。
张栻“忠君爱国”的形象，还体现在其“奋不顾身以任其责”的贬抑权贵、仗义执言方面。张栻曾在朝廷供职，每进对，总是毫无拘束地将自己的政治见解阐发出来，“大抵皆修身务学，畏天恤民，抑权倖、屏谗谀之意”。因而他在朝廷任职时间不长，屡因权臣近幸所忌惮而遭排挤。但他无所畏惧，即使在病危之时，仍手疏孝宗“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固丕图”（宋史，卷四百二十九.张栻传.）。对于朝廷巧立名目、聚剑财赋，他总是直言规劝，将掠夺民物的所谓“均输”称之为“不过巧为名色而取之于民耳”。对于君主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也敢于犯颜力谏，进言说：“治常生于敬畏，乱常起于骄淫。使为国者每念稼穑之劳，其后妃不忘织纴之事，则心之不存者寡矣。”（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张栻全集，附录.）由于张栻总是以犯颜力谏作为臣子的道德准则，因而对敢于犯颜力谏者十分推崇。《宋史·张栻传》载：“孝宗尝言伏节死义之臣难得。栻对：‘当于犯颜敢谏中求之。若平时不能犯颜敢谏，他日何望其伏节死义?’”
张栻是一个理学家、教育家，他的名望和成就主要在于倡明道学，从事理学教育等方面。张栻本人就是在儒学思想的熏陶下长大的。据朱熹的《神道碑》所云：“自其幼学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义之实。”但真正作为一个理学家，则由于他受的理学教育。从学术师承来看，他受学于衡山胡宏的湖湘之学。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他于衡山拜胡宏为师，终于成为二程的四传弟子，成为和朱熹、吕祖谦齐名的理学家。据他本人所记：
仆自惟念妄意于斯道有年矣。始时闻五峰胡先生之名，见其话言而心服之，时时以书质疑求益。辛巳之岁(绍兴三十一年)方获拜之于文定公书堂。先生顾其愚而诲之，所以长善救失。盖自在言语之外者。（答陈平甫.南轩集，卷二十六.）
张栻于衡山求学胡宏并不顺利，起初胡宏不愿收他，“钦夫涕泣求见，遂得湖湘之传”。宋元学案，卷二十.元城学案.经过一番反复，他终于获得湖湘学之传，成为湖湘学派一代宗师。他的学术事业真正开始于此。胡宏高兴地说：“河南之门有人继起，幸甚幸甚!”（胡宏.与孙正孺.五峰集，卷二.）张栻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他上承二程的理学，又得胡宏的传授，终于成为一代理学宗师，把湖湘之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在“乾淳之盛”中涌现出来的著名理学家中，如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大多是在家学熏陶、私学传授中成为理学宗师的。而和上述理学家齐名的张栻，虽然也受家学影响，但对他影响最大的却是书院教育。胡宗懋编《张宣公年谱》载：
绍兴三十一年辛巳。先生二十九岁。……春，先生侍忠献公旋潭州，谒拜胡五峰于碧泉书堂。五峰见之，知为大器，即告以所闻圣门论仁亲切之旨。先生退而思之，若有得也。
可见，张栻是在湘潭碧泉书堂受教于湖湘学大师胡宏的有人根据《衡山县志》等史志记载，认为张栻从学胡宏于南岳紫云峰下的文定书堂。此为误。《南轩集》有诗数首，为他后来游碧泉时所写。其中一首题为《过胡文定公碧泉书堂》，诗云：“入门认溪碧，循流识深源。念我昔此来，及今七寒暄。”(卷二)另一首碧泉诗更是直接追忆昔日学堂生活：“人事苦多变，泉色故依然。缅怀德人游，物物生春妍。当时疏功，妙意太古前。屐齿不可寻，题榜尚觉鲜。书堂何寂寂，草树亦芊芊。”(卷三)可见张栻从学胡宏确实在湘潭碧泉书堂。。在碧泉书堂受学的这一段时期，他除了获得“伊洛之业”的“真传”、“圣门论仁亲切之旨”外，书院的办学形式也对他有很大的启发。他在自己的亲身经验中看到了书院教育的特殊优势。所以，在“乾淳之盛”的诸位理学家中，他最早自觉地利用书院作为研究、传播理学的基地。在“南宋四大书院”中，岳麓书院最早成为全国理学重镇，这和张栻本人受过书院教育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张栻年仅48岁而不幸早逝，其学术思想没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因而全祖望感叹地说：“向使南轩得永其年，所造更不知如何也!”但是，从张栻留下的著述目录中，可以看到他已经做出了很大的学术成就。据《宋史·张栻传》记载，张“所著《论语孟子说》、《太极图说》、《洙泗言仁》、《诸葛武侯传》、《经世纪年》皆行于世”。而《绵竹县志》卷六所载更详：“栻所著《易说》十一卷、《癸巳孟子说》七卷、《经世纪年》二卷、《通鉴笃论》三卷、《诸葛武侯传》一卷、《奏议》十卷、《希颜录》一卷、《伊川粹言》二卷、《洙泗言仁》、《南轩文集》四十四卷、《南轩诗集》八卷、《南轩先生问答》四卷、《张子太极解义》一卷。”张栻虽然撰述了这样多的著作，但能体现其学术思想的相当多的部分都没有能够遗留下来。现存的张栻著作主要是朱熹编写的诗文集四十四卷，以《南轩文集》刊行于世，主要包括一些诗文、讲义、表疏、学记、序说、书札等。另有《孟子说》七卷、《论语解》十卷，皆成书于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清道光年间，此两书与《南轩文集》汇刻，合为《南轩全集》。此外，张栻还留下了《南轩易说》，据朱彝尊《经义考》所载，此书当为十一卷，《绵竹县志》也称有十一卷。但《四库全书》本中仅存三卷。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此本乃嘉兴曹溶从至元壬辰赣州路儒学学正胡顺父刊本传写，并六十四卦皆佚，仅始于《系辞》‘天一地二’一章，较真卿所见弥为残缺。”但胡顺父肯定其学术价值，认为理学家治《易》代表作《伊川易传》虽存而未完，特阙《系辞》，而《南轩易说》则能“以补遗阙”，使之与“《周易程氏传》大字旧本并行于世”。（胡顺父.南轩易说序.南轩易说，卷首.枕碧楼丛书.中国书店，1983.）
二、 张栻主教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恢复于南宋乾道初年。其实早在此之前，它就和湖湘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胡宏对这所历史上的著名书院表示过兴趣和热情，他非常盼望重新修复，自为山长，以“俾舒卷数百千年之文，行思坐诵，精一于斯”，在这里传播理学，建立学派。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胡宏的理想未能实现。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张栻从学胡宏于碧泉书院，胡宏看中了这个学生的学识和才华，十分高兴地说：“圣门有人，吾道幸矣!”他为自己的学术思想后继有人而感到十分满意。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学生还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修复岳麓书院，并使之成为理学基地的愿望。
张栻在碧泉书院从学胡宏，学成后归长沙，即在长沙城南妙高峰下创建城南书院讲学。《城南书院志·城南书院说略》载：“南轩先生为宋名儒，父紫岩于绍兴三十一年以观文殿大学士知潭州，先生随侍，遂家焉。乃即妙高峰之阳，筑城南书院，以待来学者。”“城南书院”题额由张浚亲书。城南虽以书院命名，但在制度化、正规化方面与书堂、书社、精舍较为接近，所以张栻本人甚至称它为“私塾”。其《孟子说序》称：“岁在戊子(指乾道四年)，栻与二三学者讲诵于长沙之私塾。”此处所说的“私塾”即指城南书院。
张栻使得湖湘学派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主要是在他主教岳麓书院之后。乾道元年（1165年），岳麓书院之教得以振兴，与此同时，也拉开了理学史上“乾淳之盛”的帷幕。
乾道元年，刘珙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字共父，以荫补承务郎，登进士乙科。他本是一个深受理学思想影响的官吏，向以崇儒重道为己任。他甚至对皇帝也大讲：“圣王之学所以明理正心，为万事之纲。”宋史，卷三百八十六.刘珙传.因而在知潭州期间，他“葺学校，访雅儒，思有以振起”。根据湖湘士子们的请求，他下令全面修复岳麓书院。未及一年，书院修成，“为屋五十楹，大抵悉还旧观、肖阙里先圣像于殿中，列绘七十子，而加藏书于堂之北”（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南轩集，卷十.）书院修成后，由张栻主持教学。据朱熹说：
潭州故有岳麓书院，公(刘珙)一新之，养士数十人，嘱张栻时往游焉，与论《大学》次第，以开学者于公私义利之前，闻者风动。（观文殿学士刘公行状.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七.）
故前帅枢密忠肃刘公特因旧在复创新馆，延请故左师侍讲张公先生往来其间，使四方来学之士得以传道授业解惑焉。（措置岳麓书院牒.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
张栻主持了岳麓书院的讲坛，大讲理学家津津乐道的“公私义利之辨”，影响很大，致使“闻者风动”。
但是，张栻并不是以“山长”身份主教岳麓。尽管史书上都说张栻主岳麓书院教事，但从来未称张栻为岳麓书院山长，其原因有二：第一，乾道初年，张栻正为父亲居丧而住在长沙，他曾辞退了朝廷要求复职的命令。在这种“困于忧患”的居丧期间，是不适于担任山长职务的。第二，岳麓书院山长之职，是其“先师所不得为者”，作为弟子的张栻亦感到不宜为山长。在山长位置虚而不置的情况下，曾考虑聘请胡宏的另一位学生吴翌任岳麓山长，但吴亦以“先师所不得为者”为由而拒绝了。吴翌(1129—1177)福建建阳人，早年游学衡山，师事胡宏，得湖湘之学。筑室衡山之下，榜曰：“澄斋”。朱熹《南岳处士吴君行状》载：乾道初年，帅守建安刘公珙，始复立焉，犹虚山长不置，至是，转运副使九江萧侯之敏，始以礼聘君(吴翌)，请为之。君曰：“侯之意则美矣，然此吾先师所不得为者，岂可以否德忝之哉!”卒辞不能。萧侯亦高其义，不强致也。（南岳处士吴君行状.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九.）
在岳麓书院山长虚设的情况下，张栻成了书院的实际主持人。就教学方面而言，张栻在岳麓书院传播理学，培养了一大批“传道济民”的有学之士，朱熹于乾道三年（1167年）到岳麓书院会讲时说：“岳麓学者渐多。其间亦有气质醇粹、志趣确实者，只是未知方向，往往聘空言而远实理。告语之责，敬夫不可辞也。”与曹晋叔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六.从朱熹的书信中即可肯定，张栻是岳麓书院教学事务的主持人。就行政方面来说也是如此。乾道五年，张栻知严州而离开长沙，曾“令彪先生德美常掌书院事”（宋元学案，卷七十一.岳麓诸儒学案.）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张栻实际上主持了岳麓书院及其行政事务，因岳麓山长往往是由地方官吏出面聘请，张栻当时并非潭州地方官，他可以令彪居正掌教岳麓，可见在此以前一直是他作为岳麓书院的真正主持者。
张栻主持岳麓书院的时间，前后共有七年之久。乾道二年岳麓书院修复一新后，张栻“促多士往观焉，为爱其山川之胜，栋宇之安，徘徊不忍去，以为会友讲习，诚莫此地宜也”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南轩集，卷十.张栻全集.。从此张栻开始主教岳麓书院。乾道五年因刘珙推荐，知严州，离开长沙。乾道七年十二月归抵长沙，并继续主持岳麓书院。次年刘珙再知潭州。因乾道初年岳麓书院修复工作没有完成好，出现了“背向倾坏”的现象，刘珙又“整葺”了岳麓书院，此事深得张栻欣慰，他在给朱熹的一封书信中说：“岳麓书院迩来却渐成次第。向来邵怀英作事不着实，大抵背向倾坏，幸得共父(即刘珙)再来，今下手整葺也。”（答朱元晦.南轩集，卷二十一.）到淳熙元年(1174年)，张栻又诏除旧职，知静江府经略安抚广南西路，才重又离开长沙。在张栻主教的七年时间内，岳麓书院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如果说胡氏父子主要靠重建一种新型的书院来研究、传播理学，那么张栻则主要改造了这所闻名一时的大书院，使它由一所传习传注经学的学校转变为一所传习理学的学校，由一所单一化教学方法的学校转变为一所多样化教学方法的学校，由一所仅仅具有教学功能的学校转变为一所具有教学和学术研究双重功能的学校，由一所官学代替者的学校转变为一所真正独立于官学之外的闻名全国的学术基地。下面详细论述这一历史性的转变。
1 教育宗旨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