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岳麓书院的教育宗旨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主教者们似乎从来没有考虑到自己主办的书院在教育宗旨上要有什么不同于官学的地方。他们所关心的是“使里人有必葺之志，使学者无将落之忧”（王禹偁.潭州岳麓山书院记.小畜集，卷十七.四部丛刊本.）即在官学不发达的情况下，如何使士子们有机会读书，然后通过科举考试顺利地取得做官的资格。这和地方官学的教育宗旨没有什么区别。张栻主教岳麓书院时，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申明了新的教育宗旨。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以应付科举考试为目的，反对以汉唐的传注经学为教学内容，他对前来就学的士子们指出：“侯(刘珙)之为是举也，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张栻所否定的，是那种仅能应付科举考试、有言语文辞之工的所谓“人才”，而提出书院教育应培养一种能“传道济民”的人才。他在《邵州复旧学记》一文中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皆以不乱；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后世不可以跂及者也。后世之学校，朝夕所讲，不过缀辑文辞，以为规取利禄之计，亦与古之道大戾矣。”很明显，所谓成就“传道济民”的人才，就是要培养出谨守儒家伦理、并能“治国平天下”的佐治人才。这是中国传统的伦理主义文化价值在教育宗旨上的体现，它特别强调以伦理道德作为衡量人才的根本标准。科举之学、章句之学所以被张栻等理学家否定，就在于这种衡量人才的标准和伦理主义的文化价值的对立和冲突。
如果认为张栻只在书院贯彻这种“成就人材，传道济民”的教育宗旨，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张栻在担任地方官时，十分注意兴办官学，并按照理学家的设想去改造官学的教育宗旨，也收到一些效果。从他撰写的大量学记，如《静江府学记》、《袁州学记》、《郴州学记》、《桂阳军学记》、《雷州学记》、《江陵府松滋县学记》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但是，要在官学真正实现理学家的教育宗旨，则确是十分困难的。官学本身的性质及其封闭型的教学体制，决定了它很难成为理学家实现其人才理想的人才基地，也很难成为新兴的文化思想的学术基地。所以比较起来，张栻对州县学所进行的工作效果并不显著。与之相反，岳麓书院则具有开放性的特点，在那里张栻能够按照自己的理想去改造它，贯彻自己的教育宗旨。因而，岳麓书院迅速成为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的基地，而且史实证明，乾道以来岳麓书院确实培养出了一大批“传道济民”的人材。
2 教学方法的转变
教学方法往往是由教学内容决定的。南宋以前，岳麓书院传习传注经学和文辞章句，以应付科举考试。这种教学内容决定了书院的教学方法不过是诵习辞章之类，这种呆板单一的教学方法和官办学府毫无区别。南宋乾道以后，岳麓书院的教学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以新兴的学术思潮——理学为传播内容，必然使书院的教学方法发生变化。朱熹认为张栻主讲岳麓书院后，“使四方来学之士得以传道授业解惑焉”。这透露出张栻在教学方法上的转变，体现出教学方法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它包括：第一，传道的方法。张栻以“道”为讲学的内容。但是，他在《岳麓书院记》中认为：“今夫目视而耳听，手持而足行，以致于饮食起居言动之际，谓道而有外夫是，乌可乎?”这样，张栻的“传道”就主要包括在手持足行、饮食起居的生活实践中“求仁”等道德教育方法。第二，传授学业的方法。张栻传授学业，主要是传播自己研究理学的思想成果。因而他时刻注意更新教学内容，把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结合起来。第三，“解惑”，即解答学生在自学中产生的疑难问题。师生间往往通过问难论辩的方式答疑解惑，这种方法大大活跃了书院学生的思想。
3 机构功能的变化
北宋期间，岳麓书院作为一个教育机构，主要是实现其教育功能。张栻主教书院之后，除了继续实现其教育功能外，又增加了学术研究的功能。他主要通过下列方式：第一，把编写讲义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讲学都得编写讲义，但讲义须有学术价值才能成为学术成果。张栻的代表作《孟子说》、《论语解》都是作为书院教学的讲义而撰写的，他在《孟子说序》中说：“岁在戊子（1168年），栻与二三学者，讲诵于长沙之私塾，窃不自揆，缀所见为《孟子说》。”乾道初以来，张栻即开始在长沙岳麓、城南两书院讲学，乾道四年（1168年），他根据自己的讲学所见，编成《孟子说》一书。次年冬季知严州而离开长沙。乾道七年回长沙继续主教岳麓书院，因对旧说多不满意，故又删削改正。乾道九年才刻写成书，正式作为岳麓书院教学讲义。他在书前作《孟子讲义序》(又作《讲义发题》)一篇，对学生说：“栻以所见与诸君共讲之，愿无忽深思焉。”并在“讲义序”中主张“义利之辨”为入学首要课程。这一年，他还完成了代表作《论语解》，“辑《论语解》为同志者切磋之资”，并要求学生“所当终身尽心者，宜莫先乎此也”论语解，卷九.。可见，这两部书从写初稿到刻写成书，都是和书院教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这两部著作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张栻的宇宙本体论、人性论、知行观、义利观以及教育方法等方面的思想，是张栻学术思想的代表作。
第二，在教学过程中，和学生一齐讨论一些学术上重要的、并有疑难的问题，从而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南轩文集》二十九至三十二卷为《答问》，是张栻和其弟子讨论理学学术问题的问答，一般由学生提问，由老师作答。提问者大多为张栻在岳麓书院的一些高徒，如彭龟年、吴猎、胡大时、游九言、周允升、吕子约等人。他们提问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北宋理学家们提出的一些理学范畴和命题，当时学术界争论得比较激烈的问题等。学生们或直接向老师提问，或是先阐发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然后征求老师的意见。而老师或是同意，或是在反对后提出正面的意见，或是引导学生作深一层的理解。下面分析彭龟年和张栻的一段问答：
彭龟年问：“君子时中，朱编修(熹)云：‘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取中也。’龟年窃谓，君子精义，故能时中，谓之时中者，以其全得此理，故无时而不中，非是就时上取中也。今曰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取中，心窃疑焉。”
张栻答：“随时以取中非元晦语，乃先觉之意，此意甚精。盖中字若统体看，是浑然一理也；若散在事物上看，事事物物各有正理存焉，君子处之，权其所宜，悉得其理，乃随时以取中语。然元晦云：‘以其有君子之德，又能随时以取中。’语却有病。不若云所贵于君子之中庸者，以君子能随时以取中也。”（答彭子寿.南轩集，卷三十一.）
张栻、彭龟年二人就学术上的一些重点、难点问题展开论辩，体现了书院注重问难论辩教学方法的特点。这种师生间的对话，本身即是一种学术探讨、学术研究。彭龟年对朱熹解“君子时中”不赞成，故提出疑问。但他不是消极地等待老师的解答，而是首先阐述了自己对此问题的见解。张栻的答疑既指出学生所理解的不当之处，又指出朱熹解“君子时中”也不确切。他引导学生对此问题作更精深的理解，他以“理一分殊”的本体论意义论述“中”字之义，使“君子时中”的命题超出了一般的伦理学意义。这种师生间的问难论辩绝不只是为了寻求一种现存的答案，而是不同学术见解的相互碰撞，并在这种碰撞中闪现出思想的火花，从而提出新颖的思想见解。因而，这实质上是一种在教学活动过程中的学术研究。
第三，和其他不同学派的学术大师在书院展开学术讨论(即会讲)，亦是张栻在书院展开学术研究的一种重要方式。乾道三年（1167年）理学家朱熹自闽来访，在岳麓书院和张栻会讲《中庸》之义，朱、张的弟子也随之听讲，这是一种把教学活动和学术活动结合起来的典型形式。
第四，师生之间一边展开教学活动，一边从事学术研究，编写著作。张栻除了编写教材、讲义外，还潜心研究学术问题。他的读书笔记和学生的讲学记录被保留下来，成为学术著作。《鹤山文集·张晞颜墓志铭》载：“宣公辟岳麓书院，教授后学。尝读《书》遇解释，属君(指张晞颜)笔之，题曰《南轩书说》。君亦记南轩语而题曰《诚敬心法》。”张栻弟子将其研究《书经》的心得记录而成《南轩书说》，又将其平日讲学记录成《诚敬心法》。这是张栻的两部重要学术著作。根据胡宗懋《张宣公年谱》，可以发现张栻的很多学术著作均是在乾道年间主教岳麓书院时完成的，现列举如下：
乾道元年，编《胡子知言》，并作序。
乾道二年，编《二程粹言》，并作序。著《诸葛忠武侯传》。
乾道三年，《经世纪年》脱稿。
乾道四年，作《艮斋铭》，开始编《论语说》、《孟子说》。
乾道五年至七年，在外任地方官，著述很少。
乾道九年，搜集程颐、张载、杨时《系辞说》。学生记录《南轩书说》，改定《仁说》，撰《诗说》。重订《希颜录》，完成《论语说》、《孟子说》。
与此同时，张栻还以通信的方式和朱熹、吕祖谦等理学家及湖湘学者就理学学术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包括心性说、中和说、察识持养说、仁说以及对儒家经典和理学名著的理解等。这些学术活动亦大多在书院展开。张栻除了自己撰述外，还指导学生进行专题学术研究。《宋元学案·岳麓诸儒学案》载：“先生(指吴猎)谓圣贤教人莫先于求仁，乃以孔门问答及周程以来诸儒凡言仁者，萃类疏析以请正。宣公是之。”由此可见，张栻是很注重指导学生展开学术探讨的。
由以上所列事实可见，南宋时期岳麓书院在教育宗旨、教学方法、组织功能上都有特色，因而不仅和官办学校区别开来，也和北宋书院区别开来。这样，岳麓书院就不再只是官学的代替物，而是一个有着自身独立存在价值的理学基地。岳麓书院的这一系列特色，使得它能够迅速成为闻名全国的学术基地，为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 湖湘学统的奠定与发展
张栻主教岳麓书院，开辟了一个闻名全国的理学基地，湖湘士子闻风，纷纷来此研习理学。这样，发端于衡山的湖湘学派大盛于长沙岳麓。侯外庐《宋明理学史》认为：“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张栻受湖南安抚使刘珙之聘，主岳麓书院教事，从学者众，遂奠定了湖湘学派的规模。”（侯外庐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319.）可见，湖湘学派的发展与张栻主教岳麓书院是同一史实的两面，他们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如前所述，理学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依赖两个条件：第一，形成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学术思想；第二，形成政治倾向、学术主张一致的学者群体。张栻主教岳麓书院后，在这两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从而奠定了湖湘学统，并且推动了湖湘学派的发展。
首先，张栻在岳麓书院研究学术，使湖湘学派的学术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开拓和系统化。胡氏父子之学虽然独具特色，但在理学理论的构造、理学范畴的丰富、理学命题的精密等方面，皆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和深化。张栻在岳麓书院一方面传播胡氏之学，他编辑刊行《知言》、《五峰集》等，并以之传授弟子；另一方面，他又广泛吸取前辈学者如周敦颐、二程、张载等著名理学家的思想，撰写、刊行了《太极图说》、《张子太极解义》、《伊川粹言》等。此外，他还与同辈学者如朱熹、吕祖谦、陈傅良、陆子寿等展开学术交流或书信交往。因此，张栻不但继承了胡氏父子之学的精华，而且，继承、吸收了其他理学家、理学学派的学术思想，故成为集南宋理学之大成的主要理学家之一。他使得湖湘学派的理学思想体系更加完善，理学范畴更加丰富，理学命题更加精密。张栻还修正了胡宏的一些非正宗理学的思想和命题，黄宗羲评论说：“南轩之学得之五峰，论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纯粹。”（宋元学案，卷五十.南轩学案.）
其次，张栻主教岳麓书院后，在此形成了一个学术思想相近而规模更大的学者群体。岳麓书院本来是北宋“四大书院”之一，受到真宗的赐书赐额。张栻主持岳麓讲席之后，使之在教育宗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方面焕然一新，吸引了一大批求道问学的士子，不仅湖湘士子纷纷求学于此，其他地区的学者也慕名而来。岳麓书院的声望和影响日益扩大，以至于一些学者“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宋元学案补遗，卷六十九.）沧州诸儒学案补遗上.。所以，在张栻主教的南宋乾道年间，岳麓山一带有“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之谚，道林，指道林寺，在岳麓书院附近，为当时岳麓山最大的一座寺庙。可见其时办学之盛，从学之众。黄宗羲编《宋元学案》时曾指出：张栻弟子虽多，但无人继承发扬其学说（宋元学案，卷五十.南轩学案.）。全祖望不同意这一看法，他认为张栻的岳麓弟子不仅数量多、成就也大，因而湖湘学派的延续和发展不在闽学之下，他说：“谁谓张氏之后弱于朱乎?”（宋元学案，卷七十一.岳麓诸儒学案.）为此，他在补辑《宋元学案》时，另立《岳麓诸儒学案》和《二江诸儒学案》。前一学案所列者是以岳麓书院为中心的湖湘士子，有张栻及其门下弟子三十三人；后一学案所列者为受学于湖湘的四川士子，有张栻的蜀中弟子十几人。全祖望说：“南轩先生讲学湘中，蜀人多从之。”（宋元学案，卷七十二.二江诸儒学案.）可见，上述两个学案的学者大多就学于岳麓，得南轩先生的“岳麓之教”，可以统称之为“岳麓诸儒”，这是一个学术主旨接近、并有一定规模的学者群体，他们在南宋的政治界、学术界均有一定的影响，标志着湖湘学派的扩展。
由上可见，岳麓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主要基地后，湖湘学派的规模、成就和影响进一步扩大，并发展到了它的全盛时期。事实上，岳麓书院的办学成果、湖湘学派的学术成就皆是书院和理学一体化的结果。湖湘学派和岳麓书院一体化并取得这些成就，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在南宋乾道、淳熙年间，一大批理学家皆通过创办书院，以研究和传播理学，从而推动了书院史的发展。
（节选自《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