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的，是及格率和优秀率两个概念。假如某学科考试试卷满分100分，获得60分以上的学生为及格，获得80分以上的学生为优秀。及格学生人数在学生总数中的占比即为及格率，优秀学生人数在学生总数中的占比即为优秀率。
奖惩办法是副校长丁伯华负责起草的。这些年来，牌坊中学教学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一般都出自这位“能人”之手，规章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督导也由他亲自开展和进行。
校长关玉荣通常只在人事、财务、对外接待和交流这些宏观层面的大事上出面，内部管理方面的麻烦事，一般都交给这位副手。丁伯华呢？又恰好是一个不怕麻烦、乐于用权、爱管闲事的人。每天早晨拿着考勤本看看老师们到没到岗呀，隔段时间检查一下老师们的备课本和学生作业批改情况呀，或者拎着靠背椅到教室里去听一听某位老师讲课呀，他乐此不疲，劲头十足。特别是看到老师们因为他的管理行为而表现出紧张和惶恐不安的情绪时，他总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快感，觉得自己在学校里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管理别人时，丁伯华尽量做到事无巨细，查找别人工作上存在的问题时，更是达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但是，他自己又不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要求别人做到的，他自己从来就没有做到过，仅限于“用马列主义的电筒照别人”。
基于他的这种德性，老师们都不怎么喜欢他，甚至有些讨厌他。尤其是一些年青教师，因为经常受到他的压制和批评，对他恨之入骨，谈起他就嗤之以鼻，背地里咬牙切齿地骂他。但大家确实又有些怕他，担心他在关玉荣面前打小报告，所以受了委屈总是忍气吞声，不与他计较，尽量避免与他发生正面冲突。
丁伯华拟定奖惩办法时，参考了往年的考试情况，认为自己和关玉荣是十拿九稳能够得奖的。可期中考试成绩出来后，他们两位“校座”所教的政治课考得差强人意，很多学生都在60分以下，及格率没有达到80%，连评奖的资格都没有。教导主任宁均富教初二年级的数学，勉强可以得个三等奖。学校会计邹贵州没有任课，自然也拿不成奖。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的全部是普通教师。
丁伯华霎时慌了手脚。
奖惩办法是经校务会讨论通过，并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公布于众的。如果出尔反尔，肯定会引起教师们的反感并激起公愤，但按这个办法执行，学校又得支出一笔不小的费用，更为尴尬的是，这些奖励与包括校长在内的四位校领导基本无关。他没办法向关玉荣交待。
考试结果出来的最初几天，丁伯华在办公室里坐立不安，对如何考核评定感到万分棘手。他先是找一些年龄较大的老教师到办公室交谈，征求他们的意见，商量“这个事情该怎么弄”。
大家一致认为行领导应该“说话算数”，不能失信于民。
无奈之际，丁伯华又提出对所有获奖学科的学生试卷进行复核，由他亲自进行审查。意图是非常明确的：既然学校领导不能获奖，就不能让教师的获奖面太大，最大限度地减少获奖人数。
随后，他就坐在办公室里专心致志地审查试卷批阅情况，重点关注那些刚过60分和刚过80分的试卷。想方设法扣减分数，直到及格的试卷降到60分以下、优秀的试卷降到80分以下为止，最终达到降低及格率和优秀率的目的。
丁副校长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一丝不苟地开展工作，并且复核试卷卓有成效：与最初的结果相比，获奖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能够获奖的人员中，有一半获奖等次也降低了。
老师们气得眼睛都发红了，但大家敢怒不敢言。
王加林获一等奖稳如磐石，没有被拉下来。方红梅本来可以获二等奖的，因为及格率被降至80%以下，失去了评奖的资格。
她翻阅着被丁伯华改过分数的试卷，发现很多本来答对的题目都被扣了分，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了。
有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刚刚调到牌坊中学的红梅老师，成了第一个去摸老虎屁股的人。她拿着被重新扣过分数的试卷，冲到丁伯华的办公室，把试卷在丁副校长面前摊开，逐题询问学生的答案究竟错在哪里，要求丁伯华说明扣分的理由。
丁伯华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搞懵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新来乍到的黄毛丫头竟敢向他叫板。他稍微稳定了一下情绪，开始搜肠刮肚的调动自己的语文知识，胡乱地解释和应对挑战。
有一道题目，要求用“花枝招展”造句。学生写的答案是：我妈妈总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丁伯华认为说法欠妥，判为错误。理由是，如今不是原始社会，人不可能用花朵和树枝作为衣服来打扮自己。
“你知不知道花枝招展是什么意思啊？”方红梅嘲弄地质问道。
丁伯华一时语塞。迟疑片刻，他把双手举过头顶，比划着回答：“花枝招展嘛，就是那个花呀树枝呀在风中摇呀摆的。这样，这样两边摆动。属于动宾词组。”
办公室里的不少老师们听到这里，都埋下头偷偷发笑。
红梅老师怒气冲冲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从桌上拿起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再次来到丁伯华的办公室。
她把词典扔在丁伯华的面前：“你自己查一查，好好学习一下，把意思弄懂了再判断对错。不要误人子弟！”
说完这些，方红梅觉得还不解气，继续咄咄逼人地发问：“这几个字的拼音为什么错了？文言文中的通假字与现代汉语的读音不一样你知不知道？自己不学无术，凭什么胡乱更改？”
……
“你是个什么东西！”气急败坏的丁副校长开始骂人了。
“你是个什么东西！”方红梅毫不示弱，“自己没本事得奖，看到别人得奖又眼红！有你这样当领导的吗？”
为了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一个弱女子能够这样拍案而起，让那些忍气吞声当缩头乌龟的男教师们汗颜汗足。
他们也开始找校长关玉荣和教导主任宁均富评理，表达自己对丁伯华胡作非为的不满。
迫于民情民意的压力，丁伯华不再坚持复查和更改试卷分数。
关玉荣也送了一个顺水人情：坚决执行《教师教学考核评定奖惩办法》，严格按照最初评定的考试成绩兑现，该奖的一分钱不少，不该奖的一分钱不给。
就这样，方红梅的据理力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不过，代价也是极其惨重的，她因此得罪了副校长丁伯华，结怨的程度还比较深。
自那以后，丁伯华对方红梅总是“特别关照”，有事没事找她的茬儿，伺机报复。
本来对学校偏僻的地理位置和恶劣的生活环境就不满意，再加上与领导之间的关系搞得这么紧张，方红梅的苦恼又添加了一层。
意外怀孕之后，王加林又没有本事结婚，他们不得不弄虚作假寻求流产。红梅老师因此脾气变得越来越坏，总是牢骚满腹，在王加林面前絮叨和抱怨，动不动就对他横加指责和嘲弄。
王加林呢？对红梅老师也不甘示弱。我就这样的条件！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我就是一个穷光蛋！又没瞒着你，又没骗过你，又没有哄你投入我的怀抱。一会儿说师范时的女同学找的男朋友家庭条件好，一会儿说高中的女同学嫁的老公会赚钱，这不满意那不满足，现在觉得委屈后悔了，早干嘛去了？我不会因为穷，就对你卑躬屈膝，更不会存心去巴结你讨好你，当一个没血性没骨头的男人。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看着办吧！
听这口气，我们难免会在心里骂王加林不是东西，是他妈的彻头彻尾的坏小子。把人家黄花闺女的肚子搞大了，就摆出这么一副“死猪不怕开水汤”的架式，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不过，他确实也没有别的办法。
带方红梅去做流产手术时，王加林同样心如刀绞，万分难受。扼杀的，是他的亲骨肉啊！他不想把这个孩子留下来吗？
虽说领了结婚证他们就是合法的夫妻，但中国的传统还必须举行一个婚礼，向社会昭示，得到亲朋好友的认同，他们的婚姻才算名正言顺。可是，他没有能力办这么一个婚礼，拿不出钱来结婚。
没有结婚就怀上了孩子，往往会被别人戳脊梁骨，被别人唾弃和谩骂，特别是女人，会背上极坏的名声。他不愿意自己心爱的女人受到这样的伤害，只能以牺牲亲骨肉为代价。
孩子没有了可以再造再生，女人的名誉受损了，则永远难以恢复。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才选择了流产。
人工流产之后，结婚的事情不得不纳入议事日程。房子可以住学校的宿舍，当务之急是必须有几样家具。
去家具店买是不可能的，质量差的不耐用，质量好的，他们根本就买不起。最实惠的，还是自己买木料打家具。
加林老师倾其所有，拿出参加工作两年多的全部积蓄，到花园镇买了两棵杉木，托学生家长用板车拖回学校，又到关王村请了两个木匠，把杉木铸成木板。
木匠说，杉木比较潮湿，暂时不能用来打家具，否则家具会变形，必须等木板干了之后才能开工。有经验的老师们还提醒说，木板只能阴干，不能放在太阳底下晒。
阴干意味着必须放在家里，可加林和红梅老师的宿舍都是三米见方的单身宿舍，面积不到十平方，高度只有两米多，而那些木板却有五六米长，无论是竖着还是躺着，都放不下。
盘点学校所有的房屋，只有教室和办公室才能容纳。放在教室里肯定不合适，影响学生上课不说，那些调皮捣蛋的男生们几天就会让那些木板面目全非，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办公室。
他们把木板平放在办公室的地面上。为了节省空间，把木板一块一块地摞起来，木板与木板之间，用几根竹筷子隔开，露出缝隙通风，以便干得快一些。
木板已经在办公室里放了两个多月，按说已经干得差不多了，可新的问题又摆在了他们的面前：在哪儿打家具？
两人的宿舍都是屁大一块地方，根本就倒腾不开。
于是，加林老师又去找校长关玉荣，找会计邹贵州，申请安排一间较大的宿舍。
学校领导答应，春节过后，新学期开始的时候，再帮他们调剂住房。
事实上，王加林面临的愁肠事，远不止这些。
请木匠打家具是得花钱的，家具打成之后油漆也得花钱，还有结婚所需的床上用品没有买，新人穿的新衣裳没有添置，婚礼多少得办几桌酒席，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钱从哪儿来？买过杉木之后，加林老师就一贫如洗身无分文了，生活费都得红梅老师出。
二十岁的王加林愁得白头发都出来了。
本来，他是准备利用寒假回王李村过春节的机会，与父亲和继母商量一下婚事，寻求他们的支援的，现在母亲这么一闹，事情不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零点临近，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外面的爆竹声此起彼伏响个不停。
王厚义在堂屋里乒乒乓乓地准备出巡的东西。
出巡是农村迎接新年的一个仪式。搬一张小木桌到门口，在上面搁上烛台和香炉，摆好酒壶、汤勺和筷子，点燃蜡烛，插好香，再用圆盘端出插着筷子的卤猪头、烧全鱼和几个凉菜。在三个酒盅里斟上酒之后，就烧香化纸放鞭炮，面对着熊熊的火堆磕头作揖，口里喃喃地说出自己的心愿。
小时候，每当看到王厚义把额头挨到地面的时候，加林总免不了暗自发笑。看到父亲那样严肃、那样虔诚、那样毕恭毕敬，他就猜测：或许父亲真的看见菩萨吧！
今天，王加林没有参与出巡。他静静地躺在床上，为大年初一能否安宁而忧心忡忡。
白素珍也没有睡着。她不停地翻动着身体，时不时还唉声叹气，后来干脆与儿子拉起话来了。
她说，这个春节一家人分居五地：加花和男朋友在广州，梅杰在唐山，马红、马军和老马在保定，她腊月二十七带着马颖到武汉，在小冯家里住了一宿，就留下马颖，一个人来到了王李村。不知马颖在武汉是不是听话。
王加林乘机埋怨母亲，说她春节就不该回湖北的。
“不该回？奶奶的仇没报，仇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在家过年我能安心么？”白素珍理由十足地反问。
王加林无言以对。他提醒母亲，大年初一万万不要闹。
白素珍说，这次回，并非想和王厚义吵架，只是因为上次来去匆匆，没有搞清奶奶在家的生活情况，以及喝药自杀的真正原因。她想利用春节期间调查取证，顺便拜望一下多年未见的乡亲。只要王厚义不找她的麻烦，她是不会闹的。
听到这儿，王加林勉强松了一口气。
天亮之后，门口不时传来鞭炮的炸响声。
因为是新香，村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大早都来祭奠加林他奶。大伙儿排着队，一个接一个地跪到堂屋地面的草甸子上，磕头作揖，敬香。
王厚义一直跪着趴在地上，脑袋顶着地面还礼。
白素珍对这些空洞的礼节不屑一顾。她对加林说，看到王厚义猴子一样趴着，恨不得跑过去朝他的屁股上踢两脚。
起床刷过牙洗过脸之后，白素珍就提着大包小包的糕点、糖果和烟酒出门了。
王厚义见此，满眼的不屑，说白素珍是去收买人心。
王加林丝毫也感觉不到新年的快乐，更没有心思出去拜年。他呆呆地坐在家里，百无聊赖，不知道干什么是好。
春节前，他姐加花曾写信提醒过他：长辈的恩怨，是长辈们的事情，我们做后人的，只求安宁和清静，因为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事情要做。加花还说，父母不幸的婚姻给我们留下的创痛够多的了，再不应该继续给我们制造灾难。加花建议弟弟在父母的纠葛中，一定要保持中立的态度，不偏向任何一方。
这些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何其艰难！加林不能象姐姐加花那样逃得远远的，置身事外，回避矛盾。现实摆在他的面前，父母就在他身边争斗，两个老人都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他如何才能做到不偏不倚？
真是烦恼透顶啊！这样左右为难，简直不如死掉算了。
正月初一整天，王加林再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直到深夜十一点多钟，他才听到母亲在外面喊门。
白素珍进入加林他奶的房间之后，照例闩上房门，要加林陪伴她，充当她的保护人。
她也不着急睡觉，从头上拉下一根发卡，拨了拨煤油灯的灯芯，然后摊开纸笔，在昏暗的灯光下记载白天调查取证的内容。
正月初二也是这样。
正月初三，王加林该去方湾镇给红梅的父母拜年了。
白素珍也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乘车去了她的娘家白沙铺。她准备在弟弟白大货家里呆几天，等公检法这些机构上班之后，再前往孝感去告状。